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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最後的結局是女學生們昭然赴死,貝爾帶著妓女們逃出了城,人們會怎麼評價呢?其實這樣的結尾也可以作為一種邏輯成立:女學生們是受的教會學校教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於她們而言更應該深入骨髓;而中國傳統文化中,捨生取義被固化為讀書人天生應該具備的品質。而妓女,既無需理解上帝,也沒有慷慨就義的義務。電影中,貝爾對女學生們解釋說,『她們(指妓女們)』很堅強很專業,日本兵不是她們的對手。玉墨說,『我們什麼男人沒見過』,而那些女學生根本受不了也活不成。所以,電影在女人和女孩中選擇了前者。可惜的是,電影中,對這個選擇進行的闡釋並不令人信服。前半程妓女和女學生之間的矛盾鋪陳得太飽滿,妓女的情操昇華來得太突然。當然,也許導演自己被說服了,但作為觀眾,會想到:女人和女孩都是人,都是中國女人,誰比誰的命更金貴?
這個糾結的問題,全片中,只有貝爾扮演的神父在釘箱子時捫心自問了一下。但在現實生活中,命貴命賤的問題其實一直在拷問人心。比如,很多年以前的大學生跳糞坑救農民。當時,貴賤的分野是教育程度,而電影中,則是女人的貞操問題。本來,拯救這個主題可以更好地被表現為,男人保護女人、大人保護孩子或者保護希望和未來。這是人性中的光輝,妓女有、女學生也有。一直以來,替死在各種故事裡,都是震撼人心的橋段,因為這是兩個平等生命間最為無私高尚的犧牲。但當張藝謀通過鏡頭把觀眾的注意力集中在妓女的紅脣豐臀、衣冠不整、肉光致致、閱男無數之後,理論上平等的生命被潛移默化地分出了高低,觀眾更是很難避開被暗示的處女情結而專注於理解替死這種行為本身的價值。這不得不令人覺得,導演一邊在大聲說,妓女犧牲得很高尚,一邊又在不由自主地往妓女身上貼大大的紅色A字。
『商女不知亡國恨』,在電影中是玉墨的心結,電影外是創作者的潛意識?妓女們先被貼上了無情無義、貞操透支且因貞操透支而低人一等的標簽,然後在『什麼男人沒見過』和『一命抵一命』的刺激下,潦潦草草完成了觀眾意料之中的好萊塢式人性大爆發。電影裡,妓女們換上女學生校服時有過短暫的快樂,暗喻著妓女通過自我犧牲實現救贖。但對比小說《羊脂球》中,妓女的救贖被更『高級』的人利用後,又被這些人重新加倍踐踏的殘忍來看,『十三釵』開放式的結尾並未觸及更深層次的批判,因而也就無法讓人們對戰爭有更嚴肅的批判、對生命有更多的思考。設想一下,如若妓女們有人生還,女學生或其他的人們是感恩還是因為妓女失身於鬼子而更加抗拒,做出比不讓用廁所更決絕的事情來?張導在電影中回避了這個問題,觀眾卻不能不想。畢竟,從《山楂樹之戀》中以男女主角之間的一襲白床單和對『清純』的定義來看,答案似乎並不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