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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城中村 新華社發
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帶來了城鄉二元社會民間信仰原有生態格局的微妙變化,以『城中村』這樣一個特殊的文化空間為范本,可以窺見傳統民間信仰從原生態鄉土社會向都市環境的遷移、調適,乃至重新整合的大致走向。廣州珠村的『拜貓』即為一個突出實例。這一獨特信仰表明:城市化過程中,在都市文化向鄉村滲透的同時,鄉民所擁有的歷史久遠的原住地信仰,也會隨著信眾向大都市的湧入而尋找新的生存空間,並且隨著『城中村』與中心城區的日益密切的文化交往而影響著城市文化。重建都市民間信仰,已經成為當下城市文明不可回避的話題。
『拜貓』流行於天河區珠村、前進村、橫溪村等幾個村落,尤以珠村香火最為鼎盛,幾百年來未曾中斷。
『拜貓』的時間在正月十六,據說這日是『貓神』的誕辰,『拜貓』是除清明拜山、端午扒龍舟、七夕擺七娘這些嶺南共有的節慶習俗以外,村內最隆重的集體性活動。
『拜貓』沒有特定的時間表,也沒有主持人和組織者,祭品也由香客們自帶,按傳統程序各行其是,整個祭祀活動持續十來分鍾。
傳統的『拜貓』儀式由兩部分組成:『拜貓』和『拜小人』,前者有呈獻祭品、焚香祭拜、燒貓紙、吃貓飯等環節,與一般的神靈祭拜似無分別,但無論供品或『貓飯』,頗有自己的特色。『拜小人』和『拜貓』看似不搭界的兩個活動,卻始終『捆綁』在一起,成為『拜貓』非主要卻必經的一個程序。
作為南方都市『城中村』一種獨特的民俗事象,珠村人對貓或貓神的頂禮膜拜,都令人感動又好奇。它或許透露出了一個族群歷史變遷中的文化心理傳統。綜合分析後我們發現:『拜貓』表現為貓崇拜的顯性,但其實是一種替代的虎崇拜;同時又潛藏著多種動機,是祭社神、祭白虎、打小人、拜財神、虎崇拜等多種俗信結合的產物。
珠村原是廣州的市郊農村,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已逐步融進廣州這座現代大都市,成為其中的一個部分。在調查中,見聞所及,均有來自廣州市內拜『貓神』的香客,他們身居鬧市,慕名而來。據介紹,類似的香客還有逐年增多的趨勢。其中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文化心理,當然是復雜的。但從民俗學的角度看,它似乎隱含著一種事實:城市化對鄉村民俗的影響,並非是單向的;在城市文化不斷改變鄉村民俗的同時,鄉村民俗中一些傳統堅固的成分,也會隨著『城中村』與中心城區的日益密切的文化交往從而逐步向城市文化傳播滲透,這是值得注意的。
是什麼原因使得鄉村民俗能夠向城市文化滲透呢?就珠村的『拜貓』而言,我們當然無法否認它與傳統道教的聯系而具有的深厚宗教根基,因而得以延續和傳播。但是,經過崇拜物的替代轉換之後,『拜貓』畢竟已經不是道教本身,那它又是如何吸引外鄉、都市『他者』的注意呢?究其原因,我們認為有幾點:
首先,替代的崇拜物與人類更具有親和力,更具有城市的現代感,正如貓可以成為現代城市人的寵物一樣。
其次,新城市居民的心理投射。『拜貓』的根本目的,是企求人際關系的和諧,是一種不指涉具體人事的『祛惡』,這對於鄰裡空間密切而心理疏離的城市人,或者往日是鄉村而今天是城市的居民來說,都是十分必要的。現代城市居民的一個特點,就是每一個身邊的人,都可能或只能是陌生的『他者』。『貓神』的『形貓而實虎』就暗含著『親密的陌生他者』和『使他者變得親密』的意義。
再次,商業文化衝擊下生存焦慮的精神慰藉。原住民身份的改變是表面的,根本的變革是生產生活方式。從對土地和族群的依賴,改變為純粹的商業化個體經營,接踵而來的便是生存的焦慮。『小人在,生機亡』,這是最為朴實的經營理念和商機判斷。對『小人』的恐懼,也就成為新城市居民的生存焦慮的直接表征。因此,集『拜小人』和『打小人』於一身的『拜貓』之所以受到青睞,就不足為奇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拜貓』的族群邊界正日益模糊,並隨著珠村的城市化進程,由農業文明的實用宗教轉變為城市文明的精神宗教。這是一種民俗文化內核的蛻變。
如何看待當今都市民間信仰,其實是一個如何認識文明與宗教的關系問題。『拜貓』一類民間信仰的頑強生存及向城市文化不斷滲透的趨勢,說明作為一種傳統勢力,民間宗教信仰也完全有可能與現代化的需要相適應;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民間文化依然有被改造為符合改革需要的可能。
事實上,如『拜貓』之類的民間信仰也並非毫無積極意義。在鄉民、移民向市民化轉變的過程中,舊的地方秩序被打破,尋找新的認同方式、認同途徑成為必然。無論在商業競爭的需要上,還是文化心理上,族姓群體或地域幫群(老鄉)都仍是他們所能夠依賴的最直接的力量,族群、幫群之間的相互照顧也將成為一種主要態勢。但是,就族群認同而言,任何直接強化宗族勢力的傳統方式都是不合時宜的,也是有害於不同族姓之間的友好商業交往的。這就必須尋求一種既符合傳統的形式和心理要求,又能夠為現代城市商業文化所接受的方式。以族姓群體參與的方式舉行的『扒龍舟』、『擺七娘』、『菠蘿誕』、『做年例』、『飄色』等就成為首選的活動。這些與族群情感生活、信仰世界、集體意識緊密聯系的重要符號,在融入城市文化後正成為一種群體身份的表征,這是任何一種族群的娛樂活動都無法替代的,也是許多來自『城市』和『他鄉』的人無法擁有的。構建此類的崇奉空間,顯然不是為了強化宗族觀念,而是正視宗族文化的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作為一種有效的文化策略,『祖先認同』有助於解決當下中國日益顯現的深層次矛盾,如文化斷裂、代際衝突、價值認同等。
(作者單位:華南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