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網訊：日前，中國抗癌協會理事長、國際抗癌聯盟常務理事、天津市腫瘤研究所所長郝希山院士當選亞太地區最具影響力的抗癌組織“亞太抗癌聯盟”主席，同時天津獲得被冠以“腫瘤學界的亞運會”之稱的“亞太抗癌大會(APCC)”的2013年舉辦權。得知此消息，記者第一時間向郝院士發出專訪邀請，新年初郝院士應約和記者面對面，在訪談中他指出當前我國腫瘤診療水平技術上與國際發達國家相比毫不遜色，但是早期癌症發現率的不足，造成了國內腫瘤治癒率及5年生存率與國外的差距。郝院士還詳解了30年來本市癌症結構的變遷，並指出老齡化是本市腫瘤發病率上升的最主要因素。

　　1981年到2000年

　　5年生存率提高八成

　　腫瘤的發病不分年齡，但高發人羣集中在55-75歲年齡段的老年人，因此腫瘤總髮病率高低和社會的老齡化水平是密切相關的。我們分析天津市20年的數據發現，1981年到2000年，天津市惡性腫瘤發病率從176.94/10萬增加到244.99/10萬；人口平均年齡與惡性腫瘤趨勢變化趨同。人口平均年齡每增加1歲，惡性腫瘤發病率上升約11.44/10萬。如果把年齡因素拋開的話，實際上天津市的腫瘤發病率這麼多年來並沒有增長，去除年齡因素來看，死亡率不但沒有增長，反而有所下降。這也反映了隨着腫瘤防治水平的提高，腫瘤的防治情況在不斷改善。1981年到2000年天津市腫瘤病人5年生存率提高了80%。

　　肺癌、乳腺癌、大腸癌呈上升趨勢，首要原因就是菸草的消費水平一直居高不下。目前我們政府推進的公共場合禁菸落實效果並不理想，特別是青少年人羣吸菸的比例在上升。再一個就是空氣質量，如目前市民普遍關注的PM2.5，對於肺癌等相關腫瘤的發病都有很重要的影響。總的來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一些腫瘤發病率降低。同時飲食結構的變化，特別是高蛋白類食物攝入的增加，像穀物等粗糧的攝入減少，乳腺癌、大腸癌的發病率提高和這些密切相關。但客觀上老齡化是腫瘤發病率提高的一個最主要原因。儘管癌症發病率不斷增高，如果我們在降低吸菸率、改善飲食結構等問題上得到完善的話，可以使我們目前的腫瘤發病率進一步降低。

　　記者：您從事腫瘤方面的研究這麼多年，作爲國內腫瘤學界的泰斗，回顧過往，您個人目前最大感悟是什麼？

　　郝希山院士：我1970年從醫學院畢業，“德高醫粹、尚新至善”在我提出後最終成爲腫瘤醫院現今的院訓，這也是我從醫40多年的深刻感悟。作爲一名醫生，必須仁心愛人、道德高尚，醫術上應精益求精。腫瘤是一個複雜且難治的疾病，作爲一名腫瘤醫生，還必須有“尚新至善”的精神，你必須時時刻刻向其他人、向社會、向國內外的專家學習，特別要不斷從自己從事的工作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並深入研究。

　　將邀國外專家爲中國的癌症防控獻計獻策

　　記者：亞太抗癌聯盟這個組織日常的主要事務是什麼？您本人當選該聯盟主席及天津市獲得亞太抗癌大會主辦權是否是國際社會對您本人及天津市抗癌工作的一個肯定？未來將給中國整體與天津的抗癌工作帶來哪些積極的作用？

　　郝希山院士：非常高興能夠擔任亞太抗癌聯盟新一屆主席，今後我將不僅肩負着中國癌症防控的艱鉅任務，同時更要與亞太抗癌聯盟的同道一起致力於降低亞太地區的癌症發病率、死亡率等癌症防控工作。亞太抗癌聯盟是亞太地區最具影響力的抗癌組織，會員單位遍佈亞太21個國家和地區。亞太抗癌聯盟的工作主要是組織亞太地區腫瘤防治的學術專家，定期進行多邊交流和學術大會，共同應對亞太地區腫瘤的發病與死亡的診斷、預防及研究。獲得亞太抗癌大會的舉辦權，意味着國際社會對承辦地區的腫瘤防治領域先進水平的認可，與對該地區腫瘤防治方面貢獻的認可。

　　此次擔任亞太抗癌聯盟主席，在今後兩年的任期內，我將致力於將亞太抗癌聯盟的癌症防治宗旨和理念傳遞給中國腫瘤界醫務工作者，同時將中國抗癌所取得的成果反饋給亞太抗癌聯盟；爲中國腫瘤專家學者搭建與亞太各國同行交流的平臺；同時邀請國外腫瘤專家爲中國的癌症防控事業獻計獻策；通過推廣宣傳和組織召開2013年亞太抗癌大會，推動中國癌症事業的發展；提升中國在全球衛生領域的國際影響力。

　　此外，通過邀請亞太各國專家來津交流，爲本市的腫瘤防治工作及其他工作提出建議；以召開亞太抗癌大會爲契機，提升天津在全國的學術地位，提升天津在世界抗癌領域的學術地位，提高本市在世界醫學領域的影響力。

　　從分子生物學水平尋找對腫瘤“治本”的方法

　　記者：作爲國內癌症研究領域權威，您的研究動向十分引人關注，請問目前您研究的重點是什麼，未來癌症治療的新趨勢？

　　郝希山院士：目前我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從分子生物學水平尋找對腫瘤實現“治本”的方法。腫瘤細胞有它的生長週期及特點，伴隨對基因認識的不斷加深，我們開始從分子水平研究腫瘤的發生、發展及轉歸。通過發現腫瘤遺傳基因的變化，進行鍼對性治療。我們現在發現了一些新藥，如目前的靶向治療。但是總的來說腫瘤不是單基因，它的發展是一個多基因多階段長時間的變化過程，所以找到一個基因、一個腫瘤標誌物並不能大範圍地推廣使用，如真正靶向治療藥物尚只是解決少部分腫瘤治療的問題。分子生物學水平的研究是未來腫瘤防治研究的方向，我們目前發現了腫瘤基因的一些規律性東西，但整體規律尚未摸清，這些研究並沒有完全改變什麼，因此腫瘤防治研究目前正處於一個革命性的前沿。

　　正是基於此，由天津市腫瘤醫院牽頭建立，我們建立了目前國內最大的腫瘤標本組織庫，並聯合第四軍醫大學、中山醫大腫瘤醫院共同建立國家重大科研平臺。這個組織庫支持了腫瘤醫院、國內甚至國際上多項腫瘤研究任務，如我們和南方人類基因組計劃合作，研究關於乳腺癌的基因圖譜。我們利用腫瘤組織庫標本生物信息、病人的臨牀信息和家庭信息，構建一個整體的網絡信息，尋找腫瘤發病的根本性原因，未來進而實現腫瘤治療“治標更治本”的目標。

　　我國早期病人發現較少

　　記者：當前不少市民反映“看病難、看病貴”現象，在天津市政府2012年的“20項民心工程”中專門有一項完善醫療服務內容，解決市民看病方面的問題。作爲腫瘤學方面專家，對“看病難、看病貴”現象有什麼看法？

　　郝希山院士：目前總體來說我國人口數量多、人口基數大，而且隨着老齡化社會的加速，醫療資源供給一時相對有些跟不上，客觀上造成了居民看病難等現象，不過總體來說我國醫療水平仍在不斷進步。看病難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即便國外發達國家，上醫院看病也不容易。像澳大利亞等地的居民，患乳腺癌後也需要等很長時間才能輪上治療，而天津腫瘤醫院現在基本在一兩週內就能做上手術。

　　在腫瘤治療方面，目前我國在現有醫療技術的利用度上存在不足。像歐美等發達國家現有的腫瘤治療手段如外科手術、放射治療、化學治療、生物治療和我們相差無幾，但是他們的治癒率遠遠高於我們，像美國腫瘤的5年生存率達到70%，我們只能到50%。這個差距怎麼彌補？並不是通過研發新的治療技術和藥物，重要的是利用好現有技術與手段。衆所周知，更多發現早期腫瘤是提高癌症治癒率的最有效辦法。如我們腫瘤醫院100名病人和美國的同類腫瘤醫院100名病人對比，我們早期病人要比他們少很多。以胃癌爲例，日本全國早期胃癌佔30%，我們只佔10%。如此一來我們治癒率肯定沒他們高。

　　另一個問題就是不規範。如西方看腫瘤疾病必須是腫瘤專科醫師，而我們國家只要是醫師都可以接診腫瘤病人。腫瘤是複雜疾病，需要綜合治療。一個腫瘤病人如肺癌或者乳腺癌，來到我們醫院後需要內科外科等多科室醫生一起拿方案，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綜合性治療方案。非專業醫師由於對病情把握不準確，容易延誤最佳治療時機，造成反覆治療，間接地加重了病人負擔。所以腫瘤專業醫師應統一培訓，拿到專業的醫師執照，再進行規範性治療。利用好、管理好、組織好現有的技術與手段，規範治療，就可以使我們腫瘤治療的5年生存率從50%大幅度提高至70%左右的發達國家的水平，從而間接地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現象。

　　高發癌譜呈明顯變化趨勢

　　記者：您主持的“城市居民惡性腫瘤流行趨勢分析及預防的研究”，爲國家提供了全部59種惡性腫瘤連續20年發病死亡數據及流行趨勢參數。請問目前我國城市居民癌症流行趨勢如何？天津市情況如何？

　　郝希山院士：從1975年開始，腫瘤造成的死亡原因在我國城市還排第三位，1985年上升到第二位。在2000年，就上升到了第一位。同時我國的高發癌譜亦呈明顯變化趨勢：目前處於發展中國家高發癌譜向發達國家高發癌譜過渡的階段，可能形成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高發癌譜並存的局面，從而增加防治難度。我國癌症防治的重點依次爲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結直腸癌及乳腺癌，上述諸種癌症約佔癌症死因的80%。肺癌因其危害嚴重，爲我國癌症防治的重中之重。

　　從國際上近30年情況來看，腫瘤造成死亡的病例數每年以3%-5%增長，我們天津市正好在這個範圍之內。從1980年開始到2000年，我們截取了天津市400萬人口的發病及死亡率調查，腫瘤整體的死亡數提高了70%多。1981-2000年期間天津市惡性腫瘤發病率按發病率排序，男性前三位分別爲肺癌、胃癌、肝癌；女性前三位分別爲肺癌、乳腺癌和大腸癌。前十位惡性腫瘤佔全部惡性腫瘤的比例均在80%以上。1981-2000年，天津市男性惡性腫瘤發病率上升最快的前三位分別爲腎癌、肺癌和大腸癌，下降最快的前三位分別爲食管癌、胃癌、肝癌。女性上升最快則爲胰腺癌、卵巢癌、乳腺癌，下降的腫瘤有宮頸癌、食管癌、胃癌。見習記者彭未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