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月18日電(王秀)資深中東問題專家馬曉霖先生17日做客新華網，就近期大家關注的中東地區熱點問題同廣大網友進行在線交流。

　　馬曉霖(左)與主持人合影

　　【訪談視頻】

　　主持人：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華網國際訪談。

　　2010年12月中下旬以來，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和敘利亞等阿拉伯多國相繼陷入動蕩、戰亂或政權更替，規模和影響之大前所未見，而且正在持續衝擊地區力量格局並波及世界。

　　今天，在突尼斯危機爆發一周年之際，我們邀請到博聯社網站總裁、資深中東問題專家馬曉霖先生做客新華網。馬老師最近帶領43位中東問題專家耗時一年編著了一本書，書名叫《阿拉伯劇變：西亞北非大動蕩深層觀察》，書中融入幾十位專家對中東問題研究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今天我們邀請到馬老師作為這本書的主編來到我們的演播廳，就近期網友們關注的中東地區的熱點問題與大家做一個在線交流。

　　主持人：1月14日是突尼斯前總統本阿裡出逃一周年，也是以突尼斯危機為開端的阿拉伯大動蕩爆發已經一周年的日子，在過去一年裡，阿拉伯世界多國相繼發生動蕩，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可謂罕見，以致有些國家到今天還在持續的緊張局勢當中。您能否簡單總結一下這場阿拉伯大動蕩的原因和總體情況？

　　馬曉霖：回顧2011年，西亞北非多個阿拉伯國家政局出現劇烈動蕩，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規律：這些國家普遍存在著經濟、政治、社會以及文化傳統等方方面面的問題，應該說經濟危機是動蕩產生的最重要動因。由於世界經濟危機從美國開始波及歐洲，從歐洲又波及西亞北非地區這個所謂的歐洲後院，使得該地區部分國家脆弱的經濟基礎和單一的產業結構在世界經濟危機大潮中不堪一擊，導致高通脹率、高失業率、高物價，以及廣大民眾收入銳減，中產階級瀕臨破產，窮人生活更加貧苦，進而引發積累多年的社會和政治危機。

　　除了經濟危機，還有重要的一點是，這些國家多少年都固守『威權』體制，這些相繼下臺的領導人，曾經被當做國父一樣受到擁戴，但他們上臺後持續執政許多年，政權基本一成不變，無論執政黨內部還是各黨派之間，沒有實現有序、公平和透明的輪替規則，使得政治生活如一潭死水。另外，由於權力和資源的高度壟斷，使得國家新增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不能實現財富公平有效地分配到全社會，讓各階層百姓都獲得好處，久而久之形成巨大的社會不公和十分明顯的貧富分化。

　　這種政治壟斷造成的另一個巨大弊端就是領導者風格長期沒有變化，缺乏新意。應該說，在最初的歲月裡，這些倒臺的阿拉伯領導人曾給各自的國家帶來過較高國際地位、較大地區影響以及階段性的經濟發展與繁榮，但是，他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四十年一直高高在上，壟斷權力不放，甚至打算把公權私有化，傳遞給自己的後代施行『家天下』，導致整個國家、社會在政治決策方面，在國家治理層面，都缺乏創新和活力，無法與時俱進，也不能吐故納新，從而使國家整體上無法進步，落後於現代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歷史進程，也使得整個社會從底層民眾到中產精英都對國家的前途失望，對當局心懷不滿，孕育了社會劇變的火山。

　　這些國家的政權為了維護『威權』統治，不能有效地解決社會不公，不能為社會提供更多就業或更多福利保障，相反，采取相當嚴酷的高壓手段，試圖通過這種過時的強制方式保持政局穩定和強迫民眾服從，其結果是，在發生政權變更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長期存在著侵犯人權、暴力執法現象。我們可以看到，突尼斯是因為一個失業青年自焚引發群眾不滿；埃及因為警察打死一名無辜青年商人，在『警察紀念日』引發全面抗議；利比亞因為多年前胡亂處決一大批政治犯，並逮捕為死難者家屬維權的律師而引發抗議和騷亂。

　　從2011年的阿拉伯劇變可以看出，積累的社會深層問題和結構性矛盾長期得不到有效釋放和化解。最後因為一個很小的暴力事件、一個看似尋常、很不起眼的偶發事件，導致整個局勢失控，最終誘發大規模動蕩，人亡政息。所以，2011年阿拉伯劇變所折射的歷史教訓和現實參照是非常深刻的。

　　主持人：當前局勢最緊張的應該說是敘利亞了，首先讓我們一起來關注一下敘利亞的局勢。您認為敘利亞局勢將會朝著怎樣的方向演變？巴沙爾政府能否通過改革實現國內局勢的緩和？西方是否會進一步加大乾預力度？

　　馬曉霖：敘利亞存在的問題和突尼斯、埃及、也門、利比亞很相似。這些年，經過巴沙爾上臺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但是成效不大。另外，有一個多年未曾解決的問題是，佔人口少數的什葉派力量以巴沙爾家族為核心，統治著佔人口90%左右的遜尼派，導致國家在宗派結構方面處於人口與權力比例失衡的不穩定狀態。當北非變更波及到敘利亞後，騷亂從其南部邊境小城德拉市開始，起因也是當地政府高官的宗派歧視言論激化積蓄已久的矛盾，導致不滿、抗議、騷亂和流血衝突迅速向全國漫延，局勢變得不可收拾。

　　在我看來，針對敘利亞的外來乾預，主要是阿拉伯國家內部的洗牌整合，還不是西方的陰謀使然。對於海灣阿拉伯君主國而言，敘利亞政府負有『三宗罪』：第一，作為少數宗派政權統治遜尼派多數。在伊斯蘭世界，遜尼派是佔據絕對主導力量的宗派，什葉派只是很小很邊緣的人群，雖然該派在黎巴嫩、伊拉克、巴林、伊朗等佔人口多數，但是在整個伊斯蘭世界特別是阿拉伯世界，什葉派是極少數宗派，且它被激進的遜尼派，尤其是海灣阿拉伯國家奉行的瓦哈比教派視作『異教徒』，是歷來加以排斥和打壓的。保守的遜尼派為主導的海灣國家當然不希望一個阿拉伯的重要成員控制在什葉派手裡。

　　第二，敘利亞是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主要而僅存的碼頭，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宗旨是反王權、反封建並追求阿拉伯統一的，但也是追求世俗與現代化的，在宗派衝突之外又增加了現代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與矛盾，這是後者所無法容忍和接受的。顛覆了敘利亞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可以繼薩達姆政權倒臺後，徹底清除來自泛阿拉伯主義及反王權勢力的威脅。

　　第三也最關鍵的一點在於，敘利亞雖然作為阿拉伯國家的重要碼頭，但是在過去多少年和非阿拉伯的、同屬於什葉派的伊朗結成戰略同盟，換句話說，在關系到整個阿拉伯民族利益的時候，敘利亞卻與阿拉伯的宿敵伊朗穿同一條褲子，站在阿拉伯世界的對立面，這一點非常典型地體現在1980年至1988年期間的『兩伊戰爭』，當所有阿拉伯國家都支持伊拉克對決伊朗之際，阿拉伯的敘利亞卻站在伊朗一邊。

　　和伊朗結盟本身其實並不是問題，但要命的是，自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一直試圖向阿拉伯世界輸出伊斯蘭革命，鼓動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激進力量顛覆本國王權，建立類似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權制度。伊朗此舉使海灣阿拉伯君主國長期面臨顯性或潛在的動蕩與風險。伊朗還同阿拉伯國家爭奪在海灣地區、中東地區的控制權，爭奪在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領導權，導致雙方在政治上、宗派上、心理上水火難融，更何況伊朗與部分阿拉伯國家還有領土爭端。此外，阿拉伯海灣國家因為自身安全需要加強了與美國的政治、軍事聯系，也激化了其與伊朗之間原本難以彌合的矛盾。

　　在這些大背景下，如果能借這次規模宏大的阿拉伯民生之變推翻大馬士革政權，使得敘利亞在外交上完全斷絕與伊朗的戰略聯盟，無疑將切斷伊朗影響力擴張的臂膀，使其陷入孤立，影響退回到海灣東岸。也恰恰為了對付伊朗，海灣阿拉伯君主國或阿拉伯聯盟與西方國家找到了歷史與現實的利益共同點，無論美國還是英法，乃至伊朗的死對頭以色列，也都不希望伊朗做強做大，更別說這些力量正在圍繞伊朗核危機想方設法制約和削弱伊朗。

　　所以，我認為2011年阿拉伯劇變延續至今，發展到敘利亞危機，已經由民生、民權變革異化為中東地區傳統力量的博弈，並和伊朗核危機的發酵有著密切關聯。

　　(來源:新華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