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供圖史紅帥

　　編者按

　　現存西安城牆在明初(1370年)修建後，至今已有600多年的歷史。其間，經歷了無數次的維修，其中大規模的維修有三次，每次相隔約200年，即明代隆慶年間、清代乾隆年間和1983年(本欄目曾做過報道)。本報特約陝師大史紅帥博士，對清代乾隆年間西安城牆的第二次大修做一番鉤沈，以期推進西安城牆建修史的探討，也為當前西安恢復城牆歷史風貌、城牆遺址保護等提供歷史鏡鑒。

　　在清代，西安城牆經歷過十餘次重要維修，其中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五十一年(1786)的工程規模最為浩大，耗費人力、物力、財力最多，由此奠定了西安城在清中後期直至近代的多次戰爭中未曾失守的城防基礎。然而，這次明清西安城市史上最為重要的城牆維修工程在清代以迄民國的陝西史志中記載寥寥，難以一窺城工全貌。筆者在對清代奏折檔案進行搜集、整理的基礎上，結合相關文獻，力圖復原這次大規模城牆維修工程的諸多細節。

　　陝西巡撫畢沅

　　提出城牆維修動議

　　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西安城牆維修並非一次孤立的城建事件，而是與當時陝西及至全國城池維修熱潮緊密聯系在一起。

　　清前期朝廷對各地城池維修十分重視，要求地方督撫官員及時修補倒壞城垣，並將城垣維修納入官員考核獎懲體系之中。西安作為西部最大的區域中心城市和綰系西北安危的軍政重鎮，陝西官府在清前期對其城牆進行過數次小規模的維修，工程往往選擇在農閑時節進行，有時還采取『以工代賑』的措施，招募各地由於歉收而影響生計的災民參與城工，以此幫助他們渡過難關。這反映出包括城牆維修在內的城市建設工程在穩定城鄉社會、救荒賑災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調控作用。

　　由於清前期的維修工程規模較小，西安城牆因風吹雨淋等自然原因造成的毀損狀況逐漸加劇。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陝西巡撫畢沅奏報西安城牆狀況稱，『現今城樓、堞樓等項風雨飄搖，木植漸多朽腐，磚瓦亦多?酥。其城身則外磚內土，雨水浸滲，漸多鼓裂，亦有?卸剝落之處』，擔心『若不早為修補，恐歷時愈久，需費愈多』，這一奏議可視為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西安城牆大修工程的最早動議。

　　從城市防御角度而言，乾隆四十二年畢沅上奏時，距乾隆二十八年(1763)城牆維修工程已過去了14年之久，西安城牆城身、城樓、卡房、官廳等傾圮、損毀嚴重，不僅無法滿足城市防御需要，而且若不及早維修，日後一旦倒塌，維修代價勢必更高。因而，傾圮損毀的嚴重狀況是城牆亟待維修的主要原因；從城市地位而言，清前期的西安城以『遙控隴蜀，近聯豫晉，四塞河山』的重要地理位置，被譽為『西陲重鎮，新疆孔道，蜀省通衢』，但城牆『傾卸迨半』，這種破落的城市景象自然難以與漢唐故都和西北重鎮的地位相匹配，因而從乾隆皇帝到陝西地方官員都逐漸形成了西安城牆『非大加興作，不足以外壯觀瞻，內資守御』的共識，也就加快了城牆大修的進程；從社會狀況而言，畢沅擔任陝西巡撫期間，關中城鄉社會較為安定、農業生產連年豐收、百姓民力可用，正是適合開展城牆維修工程的有利時機，關中區域社會經濟的良好發展為西安城牆大修的順利開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乾隆四十四年(1779)，畢沅會同陝甘總督勒爾謹對西安城牆狀況進行了『細勘』。四十五年(1780)三月，畢沅前往蘇州覲見乾隆皇帝，進一步陳奏了西安城牆亟待維修的情況，並獲得了乾隆皇帝的允准。但由於四十六年春季甘肅爆發了『蘇四十三起義』，朝廷派各地大軍『會剿』，其中包括當年春季從西安征調1600名滿洲兵前往參戰，這一軍事行動實際上延緩了西安城牆維修工程的開始。待甘肅戰事穩定後，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畢沅首次明確以《奏修西安城牆事》為題具奏乾隆皇帝，詳細稟明了西安城牆亟待維修的狀況，正式請求修葺西安城牆，由此開啟了大修工程的序幕。從乾隆四十六年底開始，陝西官府開展了一系列查勘估算、揀選督工官員、成立城工總局、工匠招募、儲備糧食、工料采買等籌備活動，這一過程一直持續至乾隆四十九年初。

　　勘查城牆傾圮狀況

　　估算工程造價

　　畢沅等人在乾隆四十六年之前雖已對城牆破損狀況進行過初步勘察，發現『城樓、堞樓等項風雨飄搖，木植漸多朽腐，磚瓦亦多?酥』等問題，但這僅屬於對城牆現狀的描述，並未提出工程解決方案與經費預算，尚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勘估』。乾隆四十六年，畢沅奏請朝廷派遣工部官員從專業角度勘估西安城工。時值頗富盛名的『熟諳工程大臣』工部侍郎德成正在勘估蘭州城垣，乾隆皇帝命其從蘭州返京時，留駐西安勘估城工。德成長期任職工部，城建經驗豐富，先後在北京、蘭州、成都、沈陽、潼關等城池建修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德成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自蘭州啟程，十二月初六日抵達西安後，會同巡撫畢沅、布政使尚安、按察使永慶等逐段查勘城牆，發現五大類問題：(1)四門正樓、箭樓、炮樓都出現柱木歪斜沈陷，椽望糟朽脫落，大木多有損壞，牆垣臌閃、頭停坍塌的情況；原本素土築打的樓座地腳已變得松軟不堪；木植也因歷年久遠已經沈陷走閃；(2)重檐構造的98座卡樓、4座角樓亦出現木植歪閃頹損，頭停傾圮，牆垣大半坍倒的窘狀；(3)外側城身大量段落原砌磚塊臌裂、沈陷，內側城身夯土遭受雨水衝刷嚴重，坍陷厚度自二三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4)城頂原來鋪墁城磚，但由於長期雨水浸淋、衝刷造成浪窩，『直透根底』的地方就多達一百餘處；(5)其餘城臺牆身內外也多有臌閃、沈陷之處。

　　針對以上問題，德成建議西安城牆維修必須『全行拆卸，大加修理』。乾隆皇帝在批復中強調了兩點：(1)西安城是漢唐故都所在，城垣維修『不得存惜費之見』，『即費數十萬帑金亦不為過』；(2)西安城牆各項建築規模、位置等『務從其舊，不可收小』。此後，資金『不惜費』、規模『從其舊』便成為城牆維修的兩大基本原則，確保了西安大城城牆能夠延續明初擴建以來城周近28裡、佔地約11.6平方公裡的龐大規模。

　　德成、畢沅與工部員外郎蓬琳、督糧道圖薩布等人對物料、工價、運腳銀等進行審慎核算後，估計全部工程需銀1566125兩，其中物料銀1474891兩，匠夫工價、運腳等項銀91233兩。其中為城身外側和頂部重新砌磚的開支佔到了工費總額的近50%，而為城身內側重新築打牆身也佔到了12.18%，表明此次工程的重點正在於加固內外牆身，提高城牆防御能力。

　　揀選督工官員

　　成立城工總局

　　在籌備事項中，揀選督工官員是十分重要的環節。以往史志和論著提及此項城工時均稱『畢沅重修』，實際上，畢沅主持西安城牆維修工程固然功不可沒，但這種『功歸一人』的說法掩蓋了繼任多位巡撫和各級官員勤勉督工的史實，而具體施工更是依賴於數以萬計外省的能工巧匠和本地的車馬夫工。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陝西巡撫永保對參與城工的機構和官員進行了初步分工，由陝西布政司『總司其事』，按察司、督糧道、鹽法道『協同稽察』，西安府知府『派令總催』。五月，畢沅進一步明確了由陝西布政使圖薩布全面負責，西安知府和明與清軍同知歐煥舒任『總理』之責。由陝西省和西安府主要官員主持城工，不僅有益於省、府各類事項的協調，也使西安城牆維修成為當時西安府和陝西省的頭號工程。

　　由於西安城牆周長近28裡，工程浩大，必須分段進行維修。具體的分段方法是以四門為界，將城牆分為東、西、南、北四段，每段選調兩名知縣承辦，掌管經費開支、購置工料等相關事務。畢沅從關中各縣遴選出八名知縣赴西安督工，分別是咸寧知縣郭履恆、長安知縣高珺、渭南知縣汪以誠、盩厔知縣徐大文、郿縣知縣李帶雙、興平知縣王垂紀、旬邑知縣莊炘、永壽知縣許光基。八名督工知縣選擇城牆段落的具體方法在奏折中未見記載，但在同一時期由德成勘估的成都城牆維修工程中，城牆分作八段，由八名府縣官員采取『鬮定段落』的方式分段承修，以此推測，承修西安城牆的八名知縣也可能采用了最為傳統的分工形式——『抓鬮』來確定各自工段，以示公平。督工知縣不僅要在城工進行時認真督查，城工驗收時也必須『親身在工備查』，以切實負起『如有差誤，自行賠付』的責任，明確的責權關系使督工官員在維修過程中不敢有絲毫疏忽。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城工進行期間以及完竣之後，上述督工知縣多被擢拔為知府、同知，或調任重要地方擔任知縣。由此而言，大規模城市建設也成為檢驗地方官員能力、提拔官員品級的重要途徑。

　　在揀選督工官員的同時，畢沅還抽調人員成立了城建管理機構——城工總局，負責采購工料、支放銀兩、管理賬目、處理公文、保存錢糧冊籍等工程檔案，以免因頭緒繁多而出現混亂。城工總局由時任咸寧知縣顧聲雷、富平知縣張星文負責。作為協調城工各類事項的專門機構，城工總局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城牆維修的效率。

　　從後來的工程實踐可以看出，督工官員的任用和城工總局的成立有效地保證了工程質量，經費使用也未出現挪用和貪污的情況，此次西安城工在很大程度上堪謂清代省會城市大規模維修的一個典范工程。

　　招募能工巧匠

　　儲備大量口糧

　　由於這次西安城工規模遠超此前歷次維修，因而需要招募大量經驗豐富的工匠，但陝西本地工匠並未完全掌握城牆維修的多項復雜技術。有鑒於此，畢沅奏請從直隸、山西等省招僱熟練工匠，以滿足維修中對精細工藝的要求。車夫、馬夫和雜工則從關中地區以公平價格僱用，這一做法也使西安城工得到本地百姓的廣泛支持。目前雖尚未發現有關工匠人數的記載，但從明隆慶年間西安城牆維修工程先後動用了約7600名軍兵推測，此次西安城工先後招募的工匠、車夫、馬夫、雜工等很有可能突破了10000人。

　　從乾隆四十七年開始，各地工匠陸續抵達西安，需要的口糧也越來越多。畢沅考慮到在此後較長的工期中，倘若遇到市場上糧食較少或者青黃不接的年份，糧價無疑會大漲，而一旦工匠口糧不夠用，就會影響工程進度，於是決定儲備一定數量的工糧。當時正值西安、同州、鳳翔、乾州等地糧食連年豐收，市糧充足，糧價較低，宜於大宗采買。西安和咸陽作為關中地區兩大糧食交易中心，往年的糧食多通過渭河水道運出省外銷售，但乾隆四十七年冬季，由於渭河結冰，外銷糧食運輸困難，而年底正是百姓需要用錢之際，出售糧食的民眾很多，這為就近采買工糧提供了便利條件。畢沅建議動用部分城工銀兩，在附近市集購買小麥二三萬石，運貯西安。一旦出現市糧稀少、青黃不接、糧價大漲的情況，就可將儲備糧食仍以較低價格支放給工匠。這一未雨綢繆的合理建議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嘉獎』。畢沅儲備工糧之舉不僅穩定了關中地區的糧價，保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於民用、倉儲實屬兩有裨益』，確保了不因可能發生的糧價上漲、糧食緊缺等問題而延緩工程進度。另外，以較低糧價大量收貯工糧，實際上也節省了工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