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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習仲勳還曾多次對兒子習近平說:“不管你當多大的官,不要忘記勤勤懇懇爲人民服務,真真切切爲百姓着想,要聯繫羣衆,要平易近人。”
“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
這是1980年代,習仲勳與《人民日報》社長秦川在中南海散步時所說的話。當時,習仲勳正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秦川被這番話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事後才悟出其中的道理:習仲勳經歷了那麼多事,其中有不少時候黨內生活不正常,他心裏不知道埋藏着多少鬱結和感慨,這兩句聽來沒來由的話,其實分量很重。
這也是中共元老習仲勳對於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
在陝甘邊區肅反中差點被活埋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受命,率一批幹部離開延安,奔赴東北,開闢東北解放區,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勳同志。他是羣衆領袖,是一個從羣衆中走出來的羣衆領袖。”
這一年,習仲勳33歲,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毛澤東對習仲勳這個評贊,始於十年前的印象。1935年,他率領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陝北根據地,在幾處村落牆壁和大樹上,看見張貼時日已久的《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佈告》,上面署名“主席習仲勳”。後來,他在瓦窯堡,從被“左”傾分子關押中釋放出來的同志裏,見到習仲勳後,感到驚訝:“這麼年輕。”
1935年9月下旬開始,陝北根據地發生了極“左”的肅反事件,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陝北紅軍和陝甘蘇區的創建者被逮捕,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被錯殺。後來回憶起那段經歷,習仲勳感慨地說:“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們(‘左’傾分子)連活埋坑都給我們挖好了。”
由於深受“左”傾的禍害,習仲勳在擔任西北局書記一職後,對“左”的錯誤十分警覺。邊區土地改革的工作中,他曾在一月內三次致電毛澤東,觀點鮮明痛批“左”禍。
在1948年1月4日致中央和毛澤東的電報中,習仲勳指出,那種認爲地主、富農佔中國農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觀念在老區必須改變,否則勢必犯嚴重錯誤。
習仲勳認爲,在老區發動羣衆運動,要堅決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左”傾形式主義。他列舉了陝甘寧邊區綏德分區發生的違犯政策的現象:在辛店賀家石村,邊區文化協會的工作團規定,民兵吊地主、打幹部。許多羣衆鬥爭會上,總有幾名打手,專門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這種‘左’的情緒,不是羣衆原來就有的,而是幹部帶去的。”
在電文中,習仲勳還對老區階級狀況,作了分析:“在老區,有些鄉村貧僱農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災禍貧窮下來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轉化好的。有因好吃懶做,抽菸浪蕩致貪的。”“由他們起來領導土改,就等於把領導權交給壞人。嚇得區鄉幹部有逃跑的,有自殺的。”他論斷地指出:“真正的基本好羣衆在中農階層及一部分貧農中。”
毛澤東對習仲勳的來信很重視,做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勳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不久,中央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老區半老區土改問題的決定”頒發各個解放區,及時遏制了“左”傾形式主義在邊區的蔓延。
因小說《劉志丹》遭誣陷被關禁長達16年
解放後,習仲勳任西北局書記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面主持西北黨、政、軍工作。
1952年初的一天,薄一波去毛澤東處。毛澤東正在閱讀習仲勳從西安發來的報告《關於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會全體會議情況》。報告的內容是關於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的,內容豐富,論述精闢。毛澤東讀完非常高興,於是問薄一波:“你說說,習仲勳這個同志怎麼樣?”
“年青有爲。”薄一波回答。在延安時,薄一波就聽到過毛澤東以此語讚譽過習仲勳。毛澤東說:“如今已經爐火純青。”
1952年,習仲勳奉調到北京,任中宣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後又任政務院祕書長,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之久。直至1962年9月,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人誣陷。
當時正是“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時期。康生認爲小說《劉志丹》是爲高崗翻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個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在會上唸了康生寫的條子,康生藉此作爲毛主席的語錄,對習仲勳等人上綱上線。
出席全會的同志一時無法明白事情真相,習仲勳只好向周恩來總理請假:“我最好不參加會議,讓我好好想想問題,花點時間準備一下,檢查我的錯誤。”周恩來握着習仲勳的手說:“黨中央、毛主席是信任你的,讓你代表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即使出了《劉志丹》小說這個問題,錯了就改嘛。我們還是好朋友,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
習仲勳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向周恩來表示:“總理,您放心,這點我不會。我準備回農村去做個農民,革命也不是爲了做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1965年,習仲勳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械廠當副廠長。“文革”爆發後,康生更不會放過習仲勳。1967年1月4日,習仲勳被揪到西安接受批鬥,此後身陷囹圄,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
主政廣東殺出一條血路來
粉碎“四人幫”後,習仲勳離開北京,赴廣東主持工作。他主政廣東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時間雖然不長,卻正處在歷史大轉折時期。在這樣的歷史關頭,可以說大事、難事、突發事件不斷,剛到廣東的習仲勳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那一年,廣東發生了羣體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風潮。事態之猛烈、之嚴重,是現在的人難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數高達12萬人,逃出的近3萬人。當時,深圳收容站人滿爲患,收容人數超過10萬。由於收容站條件差,一些被收容人員沒有飯吃,飲用水供應不足,受傷人員得不到及時醫治。遣送途中經常發生偷渡人員逃跑、羣衆搶人乃至搶奪押運人員武器的惡性事件。
習仲勳得到情況反映後,立即召開省委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他嚴肅地說:“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總歸還是自己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他還說,要加強收容站對偷渡者的宣傳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連幾句開導的話都不說。外逃者多的縣,應派人來收容站接人,並負責教育。但是“不要歧視、虐待外逃者”。
爲了摸清問題,上任不久習仲勳就輕車簡從,到問題嚴重的寶安縣城考察。在沙頭角鎮“中英街”,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寶安這邊冷落蕭條,他心裏感到很難受,對陪同人員說:“解放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
正是這種強烈而鮮明的感性認識,讓習仲勳對問題的根源有了明確的判斷:制止羣體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羣衆生活水平。他對身邊的幹部說,“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會把大批農民推到對立面去,這是不對的,要教育,要怪我們沒有教育好農民,要怪我們沒有制定好的政策維護他們的利益。”
經習仲勳的處理,偷渡風波很快得到了平息,到1979年11月,全省偷渡人數下降到只有近百人。
風波停息後,習仲勳感觸很深。香港人中80%以上是廣東人,爲什麼在香港能把經濟搞好而在國內卻不行?習仲勳認爲,關鍵是政策問題。通過實地考察,習仲勳感到廣東具有快速發展的優越條件,中央應該賦予廣東更加靈活優惠的政策,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1979年,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習仲勳發言說,現在中央權力過於集中,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接着他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衆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
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聽了一愣,問“你們想要什麼權?”習仲勳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所謂的“現在的體制”,指的就是計劃經濟體制。習仲勳的彙報得到了政治局的讚許和支持,就連華國鋒也說,廣東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國務院下決心,想給廣東搞點特殊政策,自主權大一些。
這個想法很快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在同習仲勳等人談話中,鄧小平指出:“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此後不久,深圳特區開始設立。深圳、珠海兩個特區的奠基也是由習仲勳親自主持的。有評價說,習仲勳是向中央建議設立經濟特區的第一人,對中國改革開放功不可沒。
告誡兒子要給人出路
習仲勳一輩子沒整過人,他對動輒整人十分厭惡。
1959年,習仲勳在國務院任副總理兼祕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據當時任職國務院信訪室主任、在習仲勳手下工作多年的馬永順回憶,那年6月,甘肅羣衆不斷來信反映當地缺糧嚴重。
“一天,我把一封來信以及隨信寄來的一包當地羣衆充飢的食物交給習仲勳同志,習仲勳當場毫無顧忌地掰下一塊拿到嘴裏嚐了一下說‘這哪裏是人吃的東西!’”馬永順回憶說,第二天一早,習仲勳即派他和兩名幹部當晚出發去甘肅,會同當地處理此事。
但在隨後的反"右傾"運動中,甘肅省委的一位負責人向習仲勳同志告狀,說馬永順等人去甘肅調查是蒐集"陰暗面",是嚴重"右傾"思想,要求把馬永順送回甘肅接受批判,此事被習仲勳按下了,未予理睬。更讓馬永順感動的是,習仲勳甚至沒有告訴馬永順本人,直到1963年西北局開會,馬永順才知道此事。
1990年後,退居二線的習仲勳到深圳養老,仍念念不忘法律、紀律的問題。那年,他專門與深圳市紀委書記李海東談了一次話,說紀律嚴字當頭,但也要寬以待人,一個人犯了錯誤要給他空間改正,黨和國家培養一個幹部不容易,倒掉一個卻很容易。末了,習仲勳語重心長地對李海東說:“你作爲紀委書記,也要刀下留人吶!”
據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習仲勳還曾多次對兒子習近平說:"近平,不管你當多大的官,不要忘記勤勤懇懇爲人民服務,真真切切爲百姓着想,要聯繫羣衆,要平易近人,對幹部有毛病有錯誤,要先跟他打招呼讓他改,要是他還是不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批評教育要從嚴,但要給人出路。"
(本文歷史資料援引自:《習仲勳傳》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日報》、《學習時報》、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網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