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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從西北農村返京的記者發來電子郵件說,她在那裏參加的公益活動是個保護眼睛的項目,其中包括教會當地的孩子們如何“有效地洗手”。活動開始時大家才發現,由於學校裏沒有自來水,所以洗手很難保證“有效”。
用不上自來水的孩子與生活在大城市的同齡孩子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僅憑此一條,人們便有理由斷定,教育的起跑線不可能是直的。即使是在同一個貧困縣,同一座繁華的都市,實現教育平等也常常是過於奢華的目標。
統計數據表明,全球每年仍有7200萬左右的兒童無法接受小學教育;一些國家時局持續動盪,經費不足,政府無力爲學齡期的孩子提供基本的教育服務;另一些國家則仍然存有性別歧視,女孩子的學習機會比男孩子少得多;一些國家和地區存在嚴重的“教育貧困”現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多數國家,學生能堅持到小學畢業的不到三分之二,多數學校也根本談不上教育質量。
發達國家的情況如何呢?即使是在“自我陶醉度”最高的法國,教育平等的話題也永遠是新鮮的。左派和右派各執一說,專家學者爭論不休,總統候選人激烈爭吵。法國的輿論界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圍繞教育平等話題進行研討,甚至教師該不該給學生留家庭作業這類瑣碎之事也跑不掉。有人提出,小學生的家庭作業應該取消,因爲每個學生家中的空間大小、上網條件、工具書和參考書的配備、家長的知識水平和輔導能力都不一樣。由於在家裏完成作業會造成孩子間的不平等,因此作業只能在校內完成,因爲學校爲學生提供的條件“一模一樣”。那麼,對法國的孩子們來說,教育的起跑線是不是比較直呢?如果聽了法國學者的高論,你肯定會被嚇一跳。著名法國思想家、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在其著作《國家精英》中揭示了社會精英與教育背景間的複雜關係,聲稱以平等自詡的法國社會早就沒有真正的平等可言了,而造成社會各階層之間本質上不平等的根源則就需要從不平等的教育模式中尋找。
美國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美國是“精英社會”,往日的精英或許是從社會低層爬上來的,可眼下的精英卻充滿了“世襲”的味道。朋友的孩子考取了美國一所貴族化的高中,校方與考生的“考覈性談話”(或者稱之爲口試)只用了不到一小時,但與孩子父母卻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的“摸底性談話”。一個孩子的前途取決於他出身於什麼樣的家庭,有一個什麼樣的爸爸。說起來這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成功的父母當然有能力爲自己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但與此同時,教育公平也就伴隨着家庭背景的差異完全徹底地蒸發掉了,低收入家庭從孩子上小學的第一天起,就已經讓孩子輸在了起跑線上。保羅·克魯格曼今年1月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中說,與其他國家的公民相比,美國人更傾向於認爲自己生活在一個精英制度之下,然而,這種自我感知是一種幻想:來自社會底層的人幾乎沒有機會爬到社會中層,更不用說社會頂層。富人可以送自己的孩子到資金充足的好的公立學校上學,如果願意,還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而窮孩子接受的教育卻非常差,上大學的機率大大減少,上一流學校的機會則更少。
英國的情況可能更糟糕。在中小學,冠冕堂皇的“貴族學校”讓教育平等成了一句空話,而在牛津、劍橋等一流學府的學生中,來自貧困階層家庭的孩子已經不到1%了。英國首相卡梅倫稱這個百分比數是“國家醜聞”,英國社會輿論稱其爲“教育之殤”。教育是反映社會現實的鏡子,如果一個社會的底層大衆失去了向上流動的可能,如果普通百姓的子女失去了享受公平教育的機會,那麼整個社會便會丟失發展動力,失去積極向上的力量。
不管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哪裏有“重點學校”,哪裏的起跑線就斜了。“重點學校”實質上就是教育資源的傾斜,就是一種阻撓實現教育平等的不良現象。教育的本意和責任並不需要“重點學校”這種鼓勵方式;教育的完善和提高也不需要付出如此慘烈的代價。鼓勵競爭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重點學校”會使社會喪失教育公平和機會均等,其精英教育理念只會給社會帶來矛盾、衝突、焦慮和迷惘,而不會促進社會的健康穩定和繁榮興旺。
精英教育模式違背了教育平等的原則,而這個原則本質上是提高社會流動性的重要渠道。我們該吸收和接納日本和北歐國家“不讓一個人掉隊”的教育思想。只有增添教育的公平性,社會的流動性纔會增強。貧富不均的現象或許是難以消除的,但它不應因教育不平等而固化。教育不平等是社會不平等的反映,因此實現教育平等纔是消除社會不平等的最好途徑和方法。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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