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從2003年開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逐步在全國各地鋪開，但是鄧母似乎從來沒有享受過這種醫療保障。

　　記者：現在在農村也有一定的醫療保障，比如新農合，你母親看病吃藥的錢，能夠有一些相應的報銷嗎？

　　鄧明建：沒有報銷。

　　記者：治病這方面有沒有一些相應的補償？你有沒有了解過這方面的情況？

　　鄧明建：沒有補償。

　　記者：從來沒有報銷過有關醫療方面的錢？

　　鄧明建：沒有都是自己掏的。

　　記者：你問過其他人嗎？大家都沒有，還是你沒有？

　　鄧明建：他們有錢就買了，經濟困難沒有買。

　　記者：那要買的話一年要花多少錢？

　　鄧明建：不知道。

　　記者：你也沒有問過？

　　鄧明建：沒問過。

　　記者：那為什麼老媽得病，不用那個(新農合)呢？至少能解決一點困難。

　　華述英：要住院纔報銷，不住院不報銷。

　　記者：你婆婆的病嚴重到那個程度，其實早就應該住院了？

　　華述英：後來不知道爸爸在家裡有沒有報銷，你不上醫院住院，報不了錢。

　　記者：比如說半邊風、中風這樣的病，一般來說在農村村裡邊都會怎麼辦？

　　鄧明仁：就是像中風、糖尿病、高血壓、腦溢血，村裡有些得了這些病的人也沒有人管，都不在報銷范圍之內的，都是自己家裡在管。

　　解說：在鄧母離開老家前，鄧家享受過一年低保每個月能有三十元的低保收入，除此之外鄧明建每個月都會給父母和兒子或多或少地寄回幾百元的生活費，鄧母並不是沒有錢參加一年只需要幾十元的新農合。我們了解到，在金子鄉這樣偏僻的山村人們習慣性地認為一旦得了腦血栓這樣的需要很長時間纔可能康復的疾病，只能聽天由命。

　　鄧明芳：我婆家那個村裡有三個老頭，一個老婆婆，四個人中風都只支持了一年就死了，那些兒子就說哎呀不管他，反正看不好，就沒有人管他，挨著我們家的第一個院子一個老婆婆，養了五個女兒兩個兒子，中了風沒人管她，她孩子說她已經那麼大年紀了，他媽也有60多歲了，跟我媽媽同一年中的風，她還是先中的風，只支持了一年就死了，中了風沒人管她她癱在床上，給她吃了點感冒藥，看不好就不管她了。

　　解說：鄧母生命中的最後一年是在廣州度過，鄧明建告訴我們他曾經有幾次向母親提起要去大醫院看病，他心目中的大醫院就是他所租住的石?鎮鎮醫院。

　　記者：後來到了番禺以後，有沒有帶老媽去哪家醫院正經八百地去看過？

　　鄧明建：我就想帶她去，她不去。

　　記者：你當時心裡准備帶她去哪家醫院呢？

　　鄧明建：就是去石?。

　　記者：像你剛纔講，他現在的收入水平是不大可能把母親送到大醫院去做這種正規的治療？

　　劉建明(鄧明建的同事)：做不了。

　　記者：像在這種情況下，他有沒有跟廠裡邊提出一些求助？

　　劉建明：沒有，這都沒有。

　　記者：如果說他真的提出這種求助的話，廠裡邊會有辦法嗎？

　　劉建明：他也沒有說，沒有跟工廠提出來，他也知道我們這個企業一個獨資的，老板是外資的，說句不好聽的，也不是慈善機構，這一點大家都理解。

　　記者：所以有壓力只能自己扛著？

　　劉建明：是。

　　解說：患病將近二十年，鄧母從來沒有去過正規醫院做過治療，而在給鄧母看過病的郎中裡鄧玉昂是惟一一個有行醫資格的醫生，至今他還保留了十幾年前為鄧母開的藥方，配伍的都是一些活血化瘀的中草藥。

　　鄧玉昂：我記得每次開藥，好像是幾塊錢，比較貴的大概是十幾二十塊錢一次，所以這些年來藥費就是要花幾萬塊錢。

　　記者：我們可以做一個不大可能的假設，假如當初鄧明建的母親到一些條件更好的大醫院得到住院治療的話，可能預後會好一些？

　　鄧玉昂：是，好一些。

　　記者：就不會有這麼多的後遺癥？

　　鄧玉昂：哦，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後遺癥，這是肯定的，幸好她還能活那麼多年，雖然是加重了負擔，但是她還是生存下來了。

　　記者：你媽媽喝了農藥以後，給你留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

　　劉建明：她就說了一個謝謝。

　　記者：你怎麼理解這兩個字？

　　劉建明：謝謝，她就說我聽了她的話，達到了她的要求。

　　記者：以前老媽跟你說過謝謝嗎？以前你那麼照顧她。

　　劉建明：沒跟我說過。

　　記者：那天這個謝謝是跟你說的惟一的一次謝謝？

　　劉建明：是，從來沒跟我說過謝謝，最後一次說了一個謝謝。

　　解說：鄧明建曾經上班過的鞋廠在番禺區石?鎮的南浦村，工廠在頂峰時有5000多名工人一間工廠帶動一個村子是當地的普遍現象，這個鞋廠帶動了旁邊的南浦村，現在這個村子的外來人口有七八千人，像鄧明建這樣的打工者佔了大多數，但是他們與這個城市並沒有什麼直接聯系，他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只有在沒有訂單的時候纔會有休息日，自己買菜做飯，基本上不關心自己身邊以外的事情，工餘時間打桌球是他們最大的娛樂。

　　記者：這個事情你從頭到尾地看起來，縱觀這個案子，它有很強烈的這種個人化甚至偶然性的因素在裡邊？

　　王姍：對。

　　記者：但是能不能把它歸結為一種偶發事件？

　　王姍：我想可能對於他個人，對於他家庭來說，可能是一個個案的人倫慘劇，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所折射他身上的多維度的身份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在當下社會轉型期這個特殊的弱勢人群，他們的生活狀況和生存的壓力所迫使他們做出來的選擇。

　　記者：一個在現實生活中盡孝多年的兒子，卻成為法律上殺害母親的罪犯，這樣一個判決結果清晰地表明法律作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底線它是不可觸碰的，但是是否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判決結果就可以一判了之？心安理得？顯然不是，畢竟鄧明建一個人背起重負的時候，他其實並沒有得到來自家庭的、社會的足夠地分擔，而這一點也在清晰地提醒我們，法律制裁是底線，而在底線之前更應該考慮的是我們有哪些保障和關切是人們應該做，但是並沒有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