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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平
有一種時代精神,叫堅守。憑着它,事業可以百折不撓,意志可以堅不可摧,愛情可以海枯石爛,人生可以一往無前。
最近,廣東著名作家廖東明的長篇小說《太陽升起》在新浪讀書頻道開始連載,短短十幾天的時間裏,讀者點擊率已超過8萬多次,一直佔據該類歷史小說的熱門排名前列。在小說《太陽升起》裏,主人公方曉,就是一個具有明確的理想信念,並且爲之矢志不渝、堅守一生的人。
少年時代,方曉正值文化大革命年代,心智尚不成熟的他,一方面熱烈響應當時的各種號召投身“革命”;另一方面堅守着他對善與惡的認知。親生父親被批鬥而死,張倩姐姐含冤投河,當時他們都是“革命”的對象,是被批判的“壞人”,但在方曉心目中,他們是正直善良的好人,儘管有迷茫,有不解,但“好人”這個認識始終不因政治風向而變化。而對另一些人,如那個借文革機會批毆校長公報私仇的朱老師,儘管當時是表現積極的“革命造反派”,但方曉則認定他是卑鄙的“壞人”,爲此不惜以一個農村孩子的惡作劇方式———向朱老師住的宿舍揭瓦拉屎,來表達對他的鄙視。向善嫉惡,這條道德底線,方曉堅守了一生,從不因政治原因而放棄。
青年時代,是方曉世界觀經歷大轉變的時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知青生活。知青在當年曾經是一個備受年輕人狂熱追求的身份,但隨着社會政治進程的變化,知青逐漸成爲了實質上被遺棄的階層,許多當時的年輕人從對知青生活的嚮往,到迷惑,再到逃離,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兩種人:一種因理想的破滅感和政治上的被欺騙感,而產生了偏激或頹廢的消極人生觀;另一種是經過反思後揚棄了錯誤的認識,但仍堅守住積極向上的人生觀。方曉從開始不顧一切要去當知青,到後來以身體原因結束知青生活,本質上是對當時錯誤的政治時尚的一種反叛,也就是放棄了盲目的追從,這是對自己價值觀的撥亂反正。但他沒有頹喪,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堅守了對生活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這使得他不管在農場艱苦的勞動中,還是後來在工廠的生產中,還是在大學時代,都表現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努力勤奮的特點和正義感,贏得了人們的好感。
堅守不等於沒有放棄,放棄的應是錯誤,而應該堅守的,是那些生命中不應該丟棄和流失的東西,比如人格、精神、良知、原則、赤誠、友情、愛情。這部小說最能表現方曉堅守信念的,是小說最後部分所展現的情與法的衝突。這時方曉已經是南江市的檢察官,是國家法律的維護者。而這時,當年爲了救他而忍辱被禽獸政委黃某凌辱的陳紅成了來當地投資的港商,而從小到大都一直視爲知己的勇志爲了替陳紅報仇,綁架了後來成爲地產商人的黃某的兒子,從而觸犯了法律。陳紅是方曉的初戀情人,並且有救命之恩,陳紅因被凌辱出走香港後,方曉與之失去了聯繫,是勇志一直在悉心呵護着她,才使她得以在艱難困苦中生存下來,可以說,保護戀人的平安,爲受傷害的戀人復仇,這些方曉所應盡而無法盡到的責任和義務,其實是勇志代替方曉承擔了。不難想象,勇志的有情有義,在方曉心中是何等崇高和重要。但從法律上說,對犯罪行爲進行懲處是檢察官的天職。情與法的衝突,對方曉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這種情況下,方曉堅守了自己的職業準則,並沒受到當年戀人陳紅的情感影響,參與了圍捕勇志的行動,堅定地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在對後來成了南江市副市長的多年好友吳標的經濟犯罪的查處中,也表現了方曉堅守職業準則的原則性。
堅守善惡分明的道德觀念,堅守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堅守職業的操守和行爲準則,這些都與方曉堅守自己的理想信念分不開的。勇志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說:“我們學校院子裏一起長大的這些人,只有你是堅定地按着從小的理想道路走下來的,所以你成功了,我們都敬佩你。”陳紅在即將移民新西蘭的分手時刻說:“我們這羣從小就想當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夥伴們,只有你一個是堅定不移地堅持了原來的理想的,你走的是正道,經得起坎坷風雨,是生活的勇者、強者和成功者。”
在漫長的人生路途中,壓力、挫折、誘惑……每一種因素都很有可能影響和改變一個人的理想和信念,能不爲所動,矢志不渝地堅守理想和信念的人,是生活的真正的強者。這是一種時代精神!小說主人公方曉的追求,正是我們當今倡導的精神家園。
張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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