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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丹在法院外接受記者採訪時,眼噙淚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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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丹在爲妻子量血壓。 |
據報道，爲讓妻子活下去，北京下崗工人廖丹用私刻的假公章到醫院給妻子做了將近4年的“免費”透析治療。這一行爲被媒體披露之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議，廖丹夫婦的故事甚至被網友稱爲“北京愛情故事”。7月11日，廖某因詐騙罪受審，檢方建議判處其有期徒刑3到10年。珠海政協委員陳利浩瞭解此事後，通過媒體向廖丹轉交了17.2萬元捐款，爭取以全額退賠的方式爲廖丹爭取緩刑。
面對廖丹這樣的“真漢子”，網友紛紛捐款獻出愛心，希望能夠盡力幫助他儘快還款，爭取從輕從緩判刑；而在網絡上，希望廖丹能夠被從輕從緩甚至“法外開恩”的評論也不在少數。當然，同情歸同情，在廖丹案的判決上，任何人都應該尊重法院獨立判案的權力。人們爲廖丹的有情有義而驚歎，但就社會而言，這樣的悲情故事永遠不要發生爲好，因爲若不是無路可走，廖丹絕不會選擇以身試法。
其實，從媒體的報道中不難看出，廖丹並非不能通過制度獲得救助。然而，在尋求制度救濟的路途上，廖丹一家卻遭遇了重重困難。其一，廖丹是北京戶口，但妻子是河北易縣人，爲當地農村戶口，按規定不能享受北京市的醫療保障。如果加入易縣的新農合，又面臨往返奔波之苦，無奈之下只得放棄。其二，由於文化水平低，廖丹對於北京其他的救助制度，如“城鄉特困人員重大疾病醫療救助”制度，或者向民政部門申請臨時救助，以及向市慈善協會申請慈善幫助等，都不瞭解，甚至在他的案子被報道前，他也未曾想過向媒體求助。可見，正如有論者所言，廖丹的悲情遭遇，與其說是制度的缺位，不如說是制度的失敏，是現行社會救助制度對於底層民衆的困境缺乏敏感響應所致。
我們可以假設：如果廖丹妻子所享有的“新農合”能夠全國統籌，如果我國能建立起完善的大病醫保報銷或免費治療的制度，或者如果廖丹能夠了解他能獲得的制度救助，又或者他知道能從法律途徑幫助妻子獲得此前單位的補助，甚至如果他懂得通過媒體尋求公衆捐助——哪怕廖丹能夠實現一項，他的命運或許就不會如今天這般。然而，無論是救助制度本身，還是廖丹獲取信息的途徑，都是閉塞的。
這樣的閉塞是危險的，更是“致命”的。廖丹案絕不是孤立的，面對絕症無法救治的絕境，既有廖丹這樣以身試法的，更有無奈之下放棄治療的，這樣的報道屢見不鮮。例如，今年4月21日《廣州日報》報道，“肝硬化父親放棄治療離世，爲女兒省2萬元治腦瘤”，4月29日《新快報》報道，“母親無錢支付醫藥費，要求醫院放棄治療病發女兒”。如果現實境況逼得人只能在生命與法律之間做選擇，那麼，到底是放棄治療承受良心煎熬，還是如廖丹一般鋌而走險以身試法？
正因如此，不少人希望對廖丹“法外施恩”，並不是默許、縱容廖丹的犯罪行爲，而是當中國的改革進入深水區，人們面對諸多體制性弊端而導致的個體痛苦——比如由於戶籍障礙、社會保障不靈敏不健全，而導致廖丹不得不通過詐騙的手段救妻——不希望全由個人承擔。具體到廖丹案所警示的，除了更應整合現行的醫保制度，建立系統性、全民性的醫療救助制度之外，更需要將制度落到實處，做好深入宣傳，讓底層羣衆也能瞭解這項制度，也只有這樣，才能讓衆多“廖丹們”能夠獲得幫助，從而避免陷入情理與法理的糾結之中。(文/聞天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