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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玉琪牛郎織女的故事爲我們所熟知,但夫妻長期分居兩地的“牛郎織女”式的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與愛人“牛郎織女”三十年,對此深有體會。
我出生於上海,在新中國成立的禮炮聲中,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即辭別父老鄉親,南下來到當時被人們稱爲“福建前線”的沿海地區。1960年,我與馬麗萍喜結良緣。當時我倆的新房是上海人稱之爲“竈披間”的一間小屋,不到十平方米,雖然陰暗低矮,吊着的電燈,舉手都碰得到,但我們很滿足。幾十年來,我轉戰南北,戍守邊防,妻子獨自在上海工作,既要侍候年邁的婆母,又要養育一雙兒女,好多年,妻子到部隊探親,又要抱着孩子,又要提着行李,坐火車(硬座)、乘汽車、轉輪渡,千里迢迢,往往要幾晝夜才能到達部隊,其艱辛不言而喻,可她從無怨言,更沒有一丁半點的拖後腿。我從華東軍政大學畢業後,在部隊從副排長做起,一直到大軍區副司令員崗位上退下,如果說我爲國防事業作出了些許貢獻的話,都離不開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我記得很清楚,結婚一年後,妻子要分娩了,可我遠在海疆,不能在身旁照顧,是我母親攙扶着她走進醫院的。女兒約兩歲時,一天清晨,妻子忙完家務,因急着上班,她彎腰抱起女兒,起身快了些,只聽得“咣噹”一聲,女兒的小腦袋撞碎了懸着的電燈泡,鮮血順着額頭流下來,女兒痛得哇哇大哭……結果送到醫院縫了五六針。我是事後聽說此事的,當時妻子是一副“雨後天晴”的樣子,可我心疼呀,既心疼我女兒,也心疼我妻子。
我最愧疚的是沒在母親生前盡孝。那是1981年,受中央軍委委託,北京軍區組織了著名的華北大演習。這是鄧小平擔任軍委主席後,在軍事方面做出的一個重大決策。我作爲陸軍某軍參謀長被調至演習導演部工作,全國各大軍區的司令、政委、參謀長等,悉數到場,我負責聯繫南京軍區。這次“華北大比武”既是中央軍委決策的戰備行動,也是全軍高級幹部的戰役集訓,參演部隊十幾萬,實兵、實彈、實裝,時間之長,地區之廣,規模之大,在我軍歷史上是空前的。當時華北大地,金戈鐵馬,炮火連天,刀光劍影,喊聲震天。正當“戰鬥”進行到關鍵階段時,從上海傳來了母親病逝的噩耗。作爲人子,母親病重期間,全仗妻子照料,我沒有侍奉在側,現在老人家去世了,我理應千里奔喪回家;但是身爲革命軍人,現在又身處“導演部”指揮崗位,豈能火線下陣!那天晚上,皓月當空,清輝瀉地,我默默地站在曠野中,遙望南方,不禁淚流滿面,心中暗暗說:“自古道忠孝不能兩全。母親,請原諒我這不孝的兒子……”現在,每年清明,我都要儘量趕回家中,到母親墳前掃墓,向母親說說心裏話,以補愧疚之情。
當年在福建,身處前線,部隊經常換防,常年打坑道,炮戰不停,條件十分艱苦,後來部隊調防華北,在山西15年,住農村、鑽窯洞,隨時準備打仗,自己又長期分管作戰訓練,家屬隨軍沒有條件。1985年,我被提升爲北京軍區參謀長,記得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同志曾對我說:“玉琪同志,你該考慮解決自己的個人問題了”,囑我結束“牛郎織女”的夫妻生活,軍區政委傅崇碧同志還打趣地說我是“頑固分子”。我知道,他們兩位都是一番好意。其實我何嘗不想早點結束“牛郎織女”的生活,但我考慮自己剛到軍區領導崗位,又正趕上中央軍委裁軍百萬的重大決策,北京軍區精簡整編任務十分繁重。妻子當工人幾十年,兢兢業業,多年評爲先進工作者和優秀共產黨員,她愛自己的工作;當然也有對上海的一片眷戀之情。因此一直到1990年妻子退休,我倆才正式結束了三十年的“牛郎織女”生活。南京軍區向守志司令員熟悉我的家庭情況,曾題寫了“幸福安康”四個大字贈送給我。
記得《十五的月亮》有這樣的歌詞:“我孝敬父母任勞任怨,你獻身祖國不惜流血汗……軍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我感到唱的就是我的生活,我們軍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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