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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馬黎
“諸位要想成爲思想、知識、能力和身心素質俱佳的‘船長’,就必須在大學的海洋中尋知、探索和錘鍊。”
日前,浙江大學校長楊衛在開學典禮上,向5700多名新生做了一場演講,主題爲“深深的海洋”。他把大學比喻成海洋,學生就是船長。
那麼,在這場航行中,我們究竟在尋找什麼?是一張畢業文憑,還是有更重要的東西?
時光倒轉。1929年,在中國公學十八級學生的畢業典禮上,校長鬍適在演講中,也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上大學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爲了解決飯碗問題,還是爲了讓生命更有意義?
四年中,學校教授的知識,傳達的力量,恰恰是在解答這個問題:大學何爲。
九月,開學季。身處其中的孩子,在追問大學的精神之時,也不能忘記問問自己。
學生的期盼——
開闊視野的平臺和自由精神
大學四年,有兩場演講,最聚人氣,一場是新生典禮,一場是畢業典禮。開始與結束,其實並沒有那麼界限分明,它只是人生階段性的節點。開學時,我們要問:我想成爲什麼樣的人?畢業時,我們會再一次問自己:我是否在成爲我想成爲的人?
這種解答,或許無關學術,更關乎心智上的引導。
19世紀英國著名教育家紐曼,提倡以心智訓練、性格修養、理智發展爲教育目標。關注的是心智,而不是專業技能:“這種能力是判斷力、敏銳力、洞察力、見識力、心智的理性延伸力,以及才智的自制力及沉着力。”
在浙大這場只有半小時的演講中,人文、社科、理學、工學、信息、農生、醫學等等各個專業的學者們,試圖用一種正能量,回答各個節點上的各種迷失。
“只有當鳥兒迴旋在稻田之上∕才注意到那一片金黃∕遠方的色澤暗淡下來∕但它仍然十分迷人”
數學老師、詩人蔡天新用一首自創的小詩《遠方》,告訴學生,迷茫時,要時常懷抱遠方。人們常言,志存高遠,其實,不那麼遙遠。把“遠方”放到面前,或許能讓前進的腳步,更爲有力。所以他認爲,“遠方”不再是畢業時候纔有所打算,而在開學就應該思考。
對於大部分學生來說,大學,意味着自由。這種自由,是才華的充分發揮,以及創造力的萌芽。
當記者把“大學究竟帶給你什麼”的問題,拋給一些正在就讀大學,或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時,他們說得最多的——是平臺和自由度。
“老師不會限制我們去做什麼,在學校,想象力和創造力,有很大的發揮空間。”正在南京藝術學院書法專業念研究生的容思思說,上楷書課的時候,老師不會要求我們只用一種方式去寫字,他們班20個人,有20種風格。“以前常灌輸的那種模式化教學,在大學裏,不多見。”
浙江大學本科在讀生蘇淼,是個愛玩的男生,他說自己不是“學霸型”的,不會整體泡圖書館或者蹲寢室,“學校能給我平臺,開闊視野。各種專業,都能互相交流,鍛鍊自己的交際能力,以後走上社會,有能力獨立面對各種困難。”
當下的隱憂——
純粹的殿堂,變得唯效率是從
大學是一個創造知識、培養人才的地方,也是一個思想自由的地方。然而,在就業逐漸艱難,競爭越發激烈的今天,很多人開始將大學教育理解爲一種契約關係,一些師生之間甚至成了“老闆與僱員”。許多人擔心,原本純粹的殿堂,變得功利、實用,唯效率是從。
錢理羣在《尋找北大——溫習一些故事和一種精神》一書中,提出了他對大學教育的三個擔憂:實用主義、高度集權的教育體制,以及尖子生的利己主義。最讓他擔心的是,大學教育成了爲就業服務的工具,“和就業無關的教育是否進入不了今天的大學?”
有一次,錢理羣應邀在一個大學師資培訓班講課,介紹自己二十多年在大學開設“魯迅研究”課的經驗和體會。在演講結束後的討論中,一位大學老師向他提出了一個要求,要他舉例說明:講魯迅對促進學生今後就業有什麼作用。
“我聽了大吃一驚,一時語塞,甚至有點手足無措,而我的心卻隱隱作痛。我無意指責這位年輕老師,我理解,他之所以這樣向我提問,是因爲他自己在上課時,也經常被這樣問道:‘你的課,和學生的就業有沒有關係?’如果沒有關係,就沒有上的必要,也沒有人願意聽。”
大學不是職業介紹所。在現代大學之父、德國教育家洪堡,以及深受洪堡思想影響的蔡元培眼裏,大學甚至不是滿足任何一種實際需要的機構,而是個“純粹”的地方,是探求科學及自我完善的地方。在洪堡看來,科學幾乎等同於哲學,無關乎實用。
可在如今看來,這種理想主義的大學思想,不如那些可以量化的論文、專利、獲獎、工作來的實際。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擔心,許多畢業生把工資作爲一個指標,來比較一所大學辦學的好壞,“總是講求‘中環價值’,我覺得這是在把市場的價值,凌駕於教育的獨立價值之上。”
不可否認,“甄嬛體“充斥畢業致辭的今天,大學原本獨立於社會的導向,有點迷失,出現了一種精神虛脫,也開始趕時髦,盲目追逐流行和時尚,成爲了服務站,失去了定力,“一切都可以在與時俱進的口號下放棄、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