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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中德政府磋商剛剛落下帷幕,第十五次中歐領導人會晤兩週後又將在布魯塞爾舉行。在美國強勢“重返亞洲”搞得周邊局勢雞犬不寧的情形下,中歐合作成爲我外交亮點,也樹立了國際合作的正面榜樣。兩個月前,第三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重申中歐要建立起21世紀的國際合作典範。如何實現這一期許?關鍵是聚焦於“同”。
過去:長期爲“異”字所累
中歐關係一直在“異”和“同”二字上做文章。
長期以來,中歐關係爲“異”所累——從市場經濟地位、武器解禁到人權問題,無一不體現出關係之累。
爲此,中方一再主張“求同存異”。這使得中歐“同”的一面在增長——從利益之同、挑戰之同到政策趨同,而“異”一面卻原封不動——意識形態之“異”、政治體制之“異”、發展態勢之“異”,受壓制不爆發而已。避“異”求同,着眼於管理和化解分歧,管控危機,畢竟不是長遠之計。時代和形勢的發展,催促中歐關係實現從“求同存異”到“聚同化異”的超越。
目前,中歐合作似乎正在經歷“求同、別異、合同異以達到更高的同”這樣一個過程:
——求同:歐債問題給中歐帶來共同的風險與挑戰,幫助歐元區儘早走出危機成爲中歐共同利益之所在。“德國之聲”稱,中國和歐洲已經是一根繩上的螞蚱。最新公佈的經濟數據顯示,中國工業發展深受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而反過來,歐洲核心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金融市場也早已和中國緊密相連。此爲一同。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能源問題等給中歐發展帶來共同挑戰,此爲二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等共同使命,此爲三同。
——別異:首先是理解差異。中歐歷史文化不同、政治體制各異、發展階段有別,存在觀念、思維和政策上的差異,是很正常的,關鍵是尊重差異。雙方都有改革的必要,而非一方以教師爺身份普及、推廣自己的價值理念。中歐要“共同演化”,最好是欣賞差異。差異是世界多樣性的客觀現實,也是解決未來挑戰的希望所在。經歷債務危機的打擊及中歐發展態勢的反差,歐洲有識之士日益認識到,如果大家都基於同一種文明、體制、模式、思維,應對世界不確定性調整,豈不缺乏啓發和動力?一些歐洲人甚至期望,歐洲解決不了的問題,中國模式能夠做到,從而間接幫助歐洲解決自身麻煩,實現自身全球治理之抱負。
——合同異以達到更高的同:歐債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中國經濟轉型困難,給中歐經濟合作帶來了共同挑戰和風險。不僅如此,共同對衝美國霸權風險、開創新型國際關係,是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所追求的“更高的同”。
如今:“求同存異”唱主調
中歐合作要成爲21世紀國際合作的典範,首先從中德戰略伙伴關係開始。這是由德國在歐洲一體化中的分量以及中德關係的能量決定的。
德國是中國在歐盟的最大貿易伙伴和投資及技術引進來源國。中國有望於年內成爲德國第二大出口市場;中國是德國在歐洲以外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中德雙邊貿易額已達1700億歐元,佔中歐貿易額的三成,2015年將雙邊貿易額提升至2000億歐元有望提前實現。其次,中德經濟互補性強。在工業領域已形成一種分工形式:德國負責高端產業,生產高科技和高價格的工業產品,而中國則主要爲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生產中等價格的產品。第三,中德關係超越了歐盟層面而具有全球意義。中德作爲世界第一、第二大出口國和貿易順差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具有廣泛共同利益。外交上,德國在歐盟事務、中國在世界事務上都在韜光養晦,國際處境類似。種種因素表明,穩健的中德關係是中歐關係平穩發展的壓艙石。
德國在歐洲一體化中分量的迅速提升,以及中國在歐盟外交棋局中分量的迅速提升,共同推進了中德關係在中歐關係中的地位迅速提升。爲此,中德建立起某種“特殊關係”,便是順應這三方面“迅速提升”的舉措。中德政府磋商,開啓了中德“特殊關係”的先聲。去年,中德舉行了首輪政府磋商,是我國同西方大國建立的首個此類機制。德國僅僅與其它6個歐洲國家保持着這種密切的交流方式。
中德成功合作的祕訣,正在於“聚同化異”,通過三方面機制來推進:
——求同:政策磋商機制。本輪中德政府磋商中提出建立在經濟技術、金融、投資、實體經濟、能源、交通、氣候變化、海洋與極地、人文等領域的對話磋商機制,尤其是成立中德經濟顧問委員會,將中德合作從利益之同升級爲政策之同。
——別異:爭端解決機制。在法治國家對話和人權對話基礎上,本輪政府磋商的一個亮點是,中德同意協商解決光伏產業問題,這對世界起到示範作用。
——合同異以達到更高的同:大國協調機制。相比於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成果乏善可陳,中德政府間磋商碩果累累,中歐領導人會晤成果正迎頭趕上。相比於中美邊談邊鬥,雙邊關係時常受到內政問題與冷戰思維的干擾,欲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任重道遠,中德、中歐關係則大有潛力可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