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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飛博士告訴我們,清代安徽建省,除了錢糧賦稅以外,還有個標準就是以中舉人、進士的數量。數量最多的是安慶與徽州,直到今天,高考成績仍然以這一帶拔全省頭籌,合肥總是在三、四的位置,這是一個歷史上的積澱,有着鮮明的地域特色。
合肥自古爲兵家必爭之地,所以出軍事家、政治家。而徽州與安慶,地理上長期處於和平地帶,則更傾向於耕讀傳家,科舉所出狀元及進士的人數、比率,反映的正是傳統教育的興盛。
以晚清最重要的軍政力量湘軍與淮軍來舉例。湘軍統將的“學歷”至少是舉人。很多將領都是上馬能領軍,下馬能講學,是文武全才。相形之下,淮軍的傳統文化水準較低,有些重要將領如劉銘傳起家之時是純粹的武人。但另一個鮮明的對比,則是在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湘軍較淮軍的步伐滯後,其作戰方式傳統,充滿衛道色彩。而以李鴻章爲代表的淮軍領導羣,這幫“土包子”,在民族危難面前,作爲國防力量,率先引進西方的洋槍洋泡,任用西方教練,翻譯兵書,開礦山,辦鐵路,學習先進科技……趨新,務實,以經邦濟世爲目的,而不是拘泥於傳統文化的守舊。
淮軍主要將領,都有自己的文化人幕僚,李鴻章的幕僚更是包攬財經、政治、文化、軍事、外交各方面人才,既收納新學,又包容舊學,既有桐城派舊文人,又有金髮碧眼的洋教授。尤其中國南方科舉發達的地區,衆多從傳統教育中涌現的人才,都在這種新舊交流的良好氣氛中爲淮系所用,也給他們自身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契機。如唐廷樞、盛宣懷等人,都在歷史舞臺上發揮出重要作用。
聽至此,記者忍不住感慨良深:這種重視人才、開明務實、以天下爲己任的精神,這股從全方位對中國社會起推動作用的文化力量,難道不遠勝於一時一地,出多少個進士、多少個狀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