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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作家:陳集益
推薦理由
陳集益的《哭泣事件》,觸及一個常常被忽略的當代問題:交流的困境。這種困境,來源於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形式的不斷異化與斷裂,彌漫於個人與組織、民間與官方、農村與城市等等關系結構之中。《哭泣事件》對當代人交流困境的書寫,始於『表情敘事』——一次非正常的微笑和一次非正常的哭泣引發的人生災難,以及各種社會關系的連鎖反應。作者將種種荒誕現實統攝於一個特殊的情感結構之中:一個生長於農村、工作於城市的『局外人』對這起『哭泣事件』的同情與理性。這個局外人,似乎就是作者真實內心的代言人。小說隨處浸透了作者的情感力量,讀來讓人唏噓不已。
文學性與社會性
是對作家把握時代能力的考驗
南方日報:有評論說,陳集益具有南方人的靈氣,收斂而有韌性,作品卻有針紮般的痛感。在讀你的《哭泣事件》時,確實能夠感覺到這種『針紮般』的痛感。其實不管是評論家還是普通讀者恐怕都有點害怕和厭倦鄉村題材中的『苦難』,但是你以自己真實而節制的方式敘述出來,卻具有一種直接的力量。這讓人好奇這個作家對待『苦難』的態度,對待生活、寫作和自己的態度。
陳集益:我是因為經歷了一些生活上的波折,主要是心靈上的磨難,無法釋懷,纔開始寫作的。我高中畢業後就走向了社會,四處打工,活得很不順,內心很壓抑,這時慢慢寫起了東西。最初的文字不是文學作品,而是模仿崔健的磁帶寫類似歌詞的文字。崔健的搖滾歌曲對時代的那種直接而犀利的批判,其實影響了我後來的寫作。所以,我的小說可能到現在還寫得有些直接的,這可能是優點,也可能是缺點。
我對寫作的態度,自我感覺是比較忠實於自己的內心的。我當初選擇寫作,就是為了解決精神上的苦悶和壓抑,表達的是對社會不公的不滿,這個寫作的起因我一直沒有忘記。所以,我的小說批判什麼,悲憫什麼,主人公遭遇何種精神之痛,往往是我本人的立場之流露。
南方日報:在我們『文學現場』的評委眼中,你的作品『以社會性內涵勝出』。當代很多作家缺乏直面現實、批判現實的興趣或者說能力,你也說過『這是一代感到痛的時候不敢喊出來的作家,感到窒息時不敢尋找一口呼吸的作家。』你認為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很多人也在試圖表達自己的憤怒,為什麼卻讓讀者感到空洞、乏力和無趣?
陳集益: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本人在面對如今這個變化極快、信息泛濫的社會現實面前,也常常感到有些無力。有時候現實遠比虛構更荒唐,更殘酷。在微博上,每天都有大量的奇聞怪事在轉發,在上面發泄一下憤怒情緒比較容易,把這些事件轉換成有思想深度的思考卻很難。這是對一個作家把握時代的能力的考驗。在我們這一代作家中,將來成為『偉大的』作家並不是不存在,只是還淹沒在『無名』之中吧。所以現在說這話顯得過早了。
殘酷與溫情
其實我也想寫溫情脈脈『小清新』的故事
南方日報:看你的作品有點讓人想起餘華,他從前期的先鋒到後來的現實主義。你怎麼看自己寫作風格的轉變?是激情、反叛和憤怒之後的返璞歸真?
陳集益:寫作之初,我從餘華等先鋒作家和他們推崇的外國作家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在寫作手法上曾經有一個模仿他們的過程,後來自然而然地走了自己的路。這個轉變有兩個因素,一是先鋒文學在我寫作之初,就已經過時了,文學界不再歡迎文本實驗的作品。二是隨著寫作經驗的積累,有意放棄了一些小說形式上的花哨,進而尋找自己的敘述。我覺得真正的先鋒是精神層面上的,是對其內在精神的繼承,主要包含思想上的異質性,叛逆性;這和當初我迷戀的搖滾歌曲有著相似性。因此,我的小說雖然在形式上有所回歸,給讀者以現實主義的印象,但讀後可能又會讓人感覺有點怪誕,並非就現實寫現實。在骨子裡,我還是先鋒的。
南方日報:之前有評論者在跟你對話時曾說過:『感覺你在寫作的時候似乎比較喜歡用一套殘酷的邏輯,禍事連綿,挫折迭起。』《哭泣事件》也是這樣,從一個偶發事件陷入越來越深的悲劇。
陳集益:其實我也想寫溫情脈脈、『小清新』的故事,有的還開了頭,卻沒能寫下去。這跟一個人的性格,經歷,對外部世界的感受,審美趣味,甚至跟一個人的體質都有一定的關系。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對這個社會充滿了絕望的情緒。之後這些因素,多多少少影響了對小說題材的選擇,也左右了小說的基調。說起來不怕笑話,寫作時我是屬於很投入的那一類人,於是寫到某種絕望的時候,常常會流淚,為小說中的人物哭泣。
父與子
對父親的感情
總要復雜得多
南方日報:熟悉你小說的人應該都會提到父親『系列』。《哭泣事件》裡面最突出的人物形象也是阿亮的『父親』。你似乎非常有興趣也極其擅長描寫各種父親以及父子之間的復雜關系,為什麼?
陳集益:《哭泣事件》是『父親系列』的第4篇。『系列』中的父親,來自不同家庭,有著不同性格、不同遭遇,是我們村許多父親的綜合。當初也沒想到要不停地寫父親。後來發現一個接一個地寫下去,可以將我所經歷的時代,通過『父親』在社會變遷中的命運變化,像穿珍珠一樣串起來,就寫了一個系列。
父親,是與我們的成長關系最密切的人,也是引導我們走向社會的人。他是一個家庭與社會的紐帶,社會生活可以通過他反映在家庭生活上。比起母親,我們對父親的感情總要復雜得多,對母親的愛是純粹的愛,對父親的愛中往往摻雜著崇拜、叛逆、對抗、甚至恨。這種難以說清的感情,對小說是有益的,寫起來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南方日報:你和父親之間呢,是否也深入地研究過你們的相處?
陳集益:生活中的父親,與小說中的父親有很大不同。小說中的父親都帶一點兒神經質,瘋瘋癲癲的,現實中的父親卻是一個幽默、寬厚的人。我與父親的關系一直不錯。有時候,我會為小說中把父親這一形象寫得那樣瘋癲感到不安。為此我的小說集不敢寄回家給父親看。但是有一次回老家,看到父親正在讀我的小說集(是我哥哥帶回家的),心裡就怕父親誤解。後來發現我的擔心很多餘,父親雖然小學畢業,卻也知道小說是一門虛構的藝術。為此我很感激他。
城市與鄉村
鄉村社會裡的殘酷顯得更赤裸裸
南方日報:鄉村在一些人筆下是詩意、田園,一些人筆下是苦難、凝重,從你作品中感受到的鄉村生活似乎更殘酷。在城市和鄉村的環境中,有什麼不一樣的殘酷性?
陳集益:我在鄉村的生活時間很長,現在我的戶口還在我們村裡。如果有一天我在城裡混不下去,還得回到村裡去,搞點地種或者搞點養殖。所以,鄉村與我而言是現實的生活。鄉村裡的一切不美好,主要是因為缺錢,其次是因為封閉。兩者之間相互作用,人就成了籠中困獸。加之小時候那會兒,各種政治運動還有所延續,權利的爭斗與濫用,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系。據說我有一個伯父,就是在政治運動中瘋掉的。我寫過一篇叫《往事與投影》的小說,將此種環境下的人的掙紮,寫得較為徹底。
人雖然是高級動物,據說已經進化得很文明。可我並不是很相信。假如這時有一個人突然下令,或者有一種瘟疫突然來襲,將城市都封鎖起來,物質供應也不能滿足需求時,城裡的人是否也會相互殘殺,瘋掉,或許被吃掉?從這個角度說,城市與鄉村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此,我也從不把筆下的鄉村看作是個例,相反,我覺得它也可以是城市甚至整個社會的縮影。
南方日報:在城市生活了這麼多年,你似乎認為自己還是一個精神上的局外人?
陳集益:我對城市的感覺,是矛盾的。我不喜歡城市,又待在城市。不喜歡,是因為從小在農村長大,不適應城市。而要待在城市,是因為回到家鄉,沒有什麼好的前途。我就像一只蝙蝠一樣,失去了鄉村,也沒有融入城市。那種局外人的感受是不言而喻的。
工作與寫作
不論哪種寫作都不要走向浮躁和急功近利
南方日報:你曾經四處打工,然後開始寫作,一度還辭職在家專門寫作。這樣的經歷容易被歸為跟學院派不同的草根作家。豐富的生活經歷和你的寫作有什麼關聯?你有不少作品『寫當代年輕人的生活』,最關注的是什麼?
陳集益:這些不美好的經歷驅動我拿起了筆,然後給我提供了創作素材。另一方面,知識與學養的不足也制約了我。一個人對經驗的過度依賴顯然是不長久的。這種制約在寫作到達一定高度時越發明顯。『寫當代年輕人的生活』,是我拓展寫作思路的一個努力。我最關注的是年輕人的精神世界。我想他們剛剛步入社會時遇到的精神痛苦,與我的經歷是有互通之處的。總之,我希望能寫出他們的精神狀態。
南方日報:蘇珊·桑塔格認為,作家不應該從事任何其他職業,哪怕是大學教職。有些作家卻認為專門寫作容易掏空自己,需要通過別的工作與現實生活取得聯系,豐富自己內心。你的看法呢?
陳集益:寫作是否專職,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定。有條件專職寫作,自然是讓人羡慕的。但是能否寫出一部好作品,與寫作條件的優劣關系不大。重要的是,不論是哪種寫作都不要走向浮躁和急功近利。我的想法是,假如這幾年你感覺信心滿滿,積累的小說素材也很多,可以辭去工作專門寫作,等到寫了幾年感覺寫不動了,再回到社會找份工作,也未嘗不可。馬爾克斯寫《百年孤獨》的時候,好像就是先辭去了工作的。
南方日報記者陳祥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