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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0歲的錢玄同,拖着疲憊之軀,在北平給老朋友周作人寫了一封信,裏面有這樣幾句話——
“我近來頗想添一個俗不可耐的雅號,曰鮑山病叟。鮑山者確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門外,實爲先世六世祖發祥之地,歷經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該山……鮑山中至今尚有一錢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該浜之中。”
可是,還來不及回去,2年後,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霹靂先鋒”,因突發腦溢血去世,年僅52歲。
“人到四十歲都該死,不死也應槍斃”。錢玄同的先鋒語錄,以“十分話說到十二分”著稱。他和陳獨秀、胡適、劉半農一道,並稱爲《新青年》雜誌的“四大臺柱”,向舊禮教宣戰,鼓勵魯迅,寫下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這個被魯迅稱爲“話癆”的浙江人,在漢字改革上,是當之無愧的先行者。我們如今一直在實用的白話文、漢語拼音、漢字拉丁字母化、簡體漢字、漢字橫排,甚至是從左至右書寫和閱讀方式,都是他“發明”的。
從小體弱,不愛在家住,喜歡上朋友家“雅座”的老北漂,在故鄉的日子,不超過十年。今年9月12日,是錢玄同125歲的冥壽。他念及的祖居,今安好?年少時光,又是如何度過?
尋着他的足跡,記者一路尋訪。
足跡:祖屋破落,潛園如新
雖然錢玄同出生在蘇州,但是根據家譜《吳興錢氏家乘》記載,錢家世居湖州鮑山,是貧寒的務農之家。他在信裏提及的錢家浜,就在鮑山腳下,今屬道場鄉道場浜村。
“孤零零的一座小山,離市區有十多里路。旁邊的大山都開石礦開掉了,只有它還保留着。”湖州師範學院的教授餘連祥,也是學報編輯部主任,他寫的《錢玄同傳》最近正付梓印刷。他曾實地走訪了錢家在湖州的每一處角落。
一幢破舊的清代民居,三開間兩進,瓦片凌亂,隨時要散架的樣子,這就是錢家祖居。
記者在湖州市廣電新局瞭解到,湖州市在2007年開展的文物第三次普查中,便發現了這處錢玄同祖居,建築面積約100多平方米,目前被列入文保登錄點。
錢玄同對祖屋的記憶,只停留在家譜的記載裏。不過,在湖州城內,確有一處地方,他曾經帶着夫人,住過一段時間,這就是潛園。
這是清代藏書家陸心源建的私家花園,因其自稱“潛園老人”,故曰“潛園”。繞過門口用太湖石堆成的山,粉牆黛瓦,引入眼簾。抱軒長廊外,石筍、芭蕉樹、香樟,清雅宜人。
“本來裏面還有16景,但抗戰時期,大部分都被毀了。”餘老師說,錢玄同的長兄錢恂,比他大33歲,是晚清最早一批外交官。他在1909年回到湖州,修祖墳,並租住在潛園。當時的錢恂在湖州中學任代理校長,錢玄同代國文課,茅盾是他的學生,他經常和同學到潛園玩。
反叛:湖州是他的思想轉變地
餘連祥說,錢玄同在湖州的足跡不多,但他的思想轉折點,卻發生在湖州。
母親過世後,錢玄同回到湖州,在他曾祖父的李姓親戚家中,念私塾。這家的私塾先生,有點特別,除了教四書五經之外,還教英語。其中一位老師,叫方青箱,曾當過嘉興中學的校長,茅盾也是他的學生。
從小受古典教育的錢玄同,曾經欣賞梁啓超的政治主張,一度同情保皇派人士,可是,1903年冬天,方青箱送給他兩部書,一部是章太炎的《駁康有爲論革命書》,一部是鄒容的《革命軍》,讓他震驚萬分,從此,“排滿是我們唯一的天職”。
“一旦確認信仰,他做事情就很極端,不顧一切。”第二年,錢玄同叫來一個剃頭匠,咔嚓一聲,把辮子剪了,以表示“義不帝清”之意。那年他18歲。這種反叛精神,伴隨了錢玄同的一生。
錢玄同認爲,推翻清朝的統治,就是光復漢族,一切都應該復古,恢復到中國古代的情形,包括恢復古人的穿着。辛亥革命期間,錢玄同一個人呆在潛園裏,參照《禮記》、《書議》、《家禮》等古籍,寫了一本小冊子,名爲《深衣冠服說》。“他還請裁縫照着他的書,做了一個套裝。”餘連祥說。
1912年3月,錢玄同來到杭州,在浙江教育司當一名科員。“他覺得上班絕對不能穿滿族的衣服,於是,每天‘玄冠’,穿上‘深衣’,繫上‘大帶’上班,雖被同事當成笑柄,但他還是很執着。”
餘老師說,錢玄同在北京工作時,對杭州常念念不忘。他的長子錢秉雄回憶:“只想到浙江圖書館找個工作,人地都相宜。”
矛盾:犧牲自己,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在周作人看來,錢玄同的性格是個矛盾統一體,“謹嚴峻烈,平易詼諧,集在一起”。餘連祥認爲,很多人覺得他是怪人,但他的怪,也是他的真。“對於社會,他是反禮教的鬥士,但自己卻恪守不已。黎錦熙稱錢玄同爲‘綱常名教中的完人’,但他完得很辛苦。”
對自己的包辦婚姻,錢玄同一開始就有牴觸情緒。有些朋友勸他納妾,因爲那時候法律上並無明文禁止,在他家庭條件又能許可,但他拒絕:“《新青年》主張一夫一妻,豈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一輩子沒有交過女朋友,最不喜看電影,難於奉陪,又不慣替人家拿外套。“所以當他知道魯迅與許廣平在一起後,就特別不爽。”餘連祥說。
他對自己的苛刻,還表現在學問上。錢玄同寫的文字學課講義《文字學音篇》,是我國高等院校漢語音韻學課的最早一部教材,但他一直不滿,自稱“百孔千瘡”,“多一個人看見,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難受”。1921年重印時,他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書中的六大不足。
對於這種貫穿一生的“矛盾”情結,錢玄同有自己的想法:“藉着提倡新文化來自私自利,新文化還有什麼信用?還有什麼效力?還有什麼價值?所以我自己犧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