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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綜合報道著名文化學者餘秋雨日前推出新著《何謂文化》,這也是繼《文化苦旅》面世20年之後,餘秋雨又一部談文化的重磅之作。在書中,餘秋雨從學理、生命、大地、古典四個方面闡釋了『何謂文化』這一根本性問題。
在《何謂文化》一書中,餘秋雨首先從學理上回答文化是什麼、文化的根本目標以及中國文化的特點等重要問題,並就文化在當時當下形成的偏差和誤讀發表自己的看法。
餘秋雨分析了中華文明作為一種『非侵略性的內耗性文明』的本性,結合自己多年在世界各地的文化行走考察,駁斥了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錯誤,指出其不良後果。同時,又對中國文化疏於公共空間、實證意識,弱於法制觀念等弊病,以及當前文化遇到的復古文化、民粹文化以及耗損機制表達了自己的擔懮,顯示出相當的現實性和問題意識。
餘秋雨稱:這本書最讓他動情的部分,是回憶一些已經離世的文化巨匠,他認為這些大師親身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層奧秘,對『何謂文化』做出了生命的回答。
在這一部分,他回憶了聲稱自己『六十歲纔成熟』的大導演謝晉,和他在晚年背負著家庭的巨大壓力,仍不懈於藝術創造的精神力量。他寫到謝晉弱智的兒子,在謝晉去世後仍天天在門孔上張望等待著爸爸的回來,這一投出期盼尋找亮光的門孔,就是文化的象征;而在他筆下,蕭伯納的中國學生,於抗戰爆發後第三天就告別老師,遠赴國難的戲劇大師黃佐臨,以自己幾十年的艱苦歲月創造出高不可攀的藝術奇跡,展現出中華民族不屈的文化尊嚴;談及與百歲文化老人巴金的交往時,餘秋雨又以自己多年來的親身經歷見證,對巴金老人晚年堅持『斥棍子』、『說真話』致以深刻的理解和敬意。同樣,在仍然在世的臺灣文化大家林懷民、白先勇和餘光中身上,餘秋雨不吝惜自己的贊美,認為這些大師踐行了他所欣賞和仰望的文化風范。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餘秋雨在書中第一次全面澄清和駁斥了歷年來一些媒體和個人針對他的各種質疑和誹謗。
在《尋石之路》中,他以尋找『石一歌』這個帶給他許多困擾的名字為主題,詳細道出自己如何被誤解為『石一歌』的成員,從而一步步蒙受不白之冤的經過。
除此之外,餘秋雨還試圖以書法和翻譯兩種方式,向古典致敬。除了文化行走期間為各地文化遺址書寫的部分碑文,還選取《心經》、《離騷》、《逍遙游》、《赤壁賦》等精神文化的經典,斂神靜氣,溝通古今,既是對古典作一次『雙手合攏』式的朝拜,又借此對自己心目中的文化作出一種完整的回答。
在多次被傳封筆之後,這本《何謂文化》作為一本完全的新著,可以說意義重大。不僅接續了餘秋雨一貫的文化思考之路,而且重現了餘秋雨散文的經典風格。這一本餘秋雨的『文化讀本』,也可說是一份遲來的文化心路自白書。
【知道一下】
石一歌
石一歌前身是『復旦大學、上海師大復課教材編寫組(《魯迅傳》編寫小組)』,於1972年按照周恩來大學文科復課的指示在上海成立,隸屬於上海寫作組。組長是華東師大(當時已並為上海師大)的教師陳孝全,副組長是復旦大學的教師吳歡章,主要成員還有原上海京劇院的高義龍、工農兵學員夏志明、鄧琴芳,共五人。其他成員還有復旦大學工農兵學員周獻明、林琴書,原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王一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師江巨榮、上海戲劇學院青年教師餘秋雨,以及當時師大二附中的語文教師孫光萱。
編寫組編出的主要教材是《魯迅小說選》、《魯迅雜文選》、《魯迅散文詩歌選》,署名為『復旦大學、上海師大教材編寫組』。1973年2月,教材編寫組的工農兵學員,還編寫過一本給少年兒童讀的《魯迅的故事》,由於是非教材類,署名『石一歌』。『石一歌』是『十一個』成員的諧音。
1973年底前,吳歡章、餘秋雨等人離開了小組,小組僅剩四人。1974年,小組遷到上海作家協會所在地,後來補充了三人。由於離開了大學,也不再從事教材編寫工作,小組正式更名為『石一歌』。搬遷後的『石一歌』是思想左傾的文學傳記編寫團體,但是沒有留下任何重要作品。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出現了指稱餘秋雨為『文革餘孽』要求餘秋雨懺悔的聲音。2000年,『石一歌』前成員孫光萱發表《正視歷史輕裝前進——讀〈餘秋雨的一封公開信〉》,自稱正式揭發餘秋雨的過去。
後來,餘秋雨曾『出於幽默』,在全國媒體提出懸賞稱,如果有人能找出出自他手並署名『石一歌』的任何一篇、一段、一行或者一句文字,他情願支付全年年薪並在全國媒體公開道歉,結果在持續了一年多的公開『懸賞』期內無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