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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浙江省博物館武林館區三樓有個印譜聯展,名爲“朱痕積翠”。我去展廳參觀了一個小時,不知道是曲高和寡還是下雨天滴滴答答,總之這一個小時內進來的觀衆沒有超過五個。
比起上海歷屆“雙年展”的熱鬧,我們的老祖宗就真那麼不招待見嗎?雖然大家都知道,那些趕去參加“當代藝術”盛宴的人們並不見得就能在那些五光十色的裝置實驗藝術面前看出比印譜更多的花頭精來。
當代人的視覺免疫已經相當強大,好萊塢的巨屏3D視覺震撼都不足以滿足感官刺激,這時讓他們忽然埋頭拿起放大鏡來識別一個微小方寸間的陌生符號,的確有點強人所難。然而,再靜下心來看一會,就算完全不認識紅色框框裏的字是什麼,也無法想像它是怎麼被製作出來,更不理解它周圍的文字意義,這都沒有關係,體會並認識微觀世界,歸根到底就是一種美學感知的過程。
印章作爲微觀世界裏的小小個例,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既被視覺化的小型世界,又是被操控的小型世界。它像是加了密碼的一扇門,隔絕掉紛擾的外部世界,給我們瞬時的寧靜。
印始於商、周、秦,盛於漢,濫於六朝,而淪於唐、宋。宋元之前的古代印章作爲政治經濟生活中的法律憑證,由工匠製作,在以實用爲目的的製作中,伴生出篆刻之美;而在明清時期,官方和民間的收藏鑑賞活動發達起來,印章變成文人藝術生活中的高雅消遣;隨後則成爲一門由文人自覺的主體創作意識的藝術,書畫家們把自己的名款印章用於書畫作品上。從實用印章到篆刻藝術,印章在悄然進行着它的功能轉換,篆刻被不斷注入人文含義。而印譜就是記載這個過程最真實的載體。
印譜簡單概括就是集中編輯了各類鈐印於一冊的書本形式。明代印譜是非常珍貴難得的,因爲從明始,集輯印譜才蔚然成風。就好比如果唐宋沒有繪畫傳世下來,那麼現在的元明繪畫就變成了頂級國寶。
此次展覽由西泠印社、國家圖書館和浙博聯合辦展,而西泠印社挑了大頭,幾乎全部的明代印譜都由他們提供,所以可稱之難得的頂級。更何況他們拿出了明代印譜裏最早最好的一件《顧氏集古印譜》,隆慶六年成書,它是以秦漢原印鈐拓,奠定了一個“集古印譜”的製作方式和基本體例,成爲後世效仿的經典;比如後面萬曆三年王常輯《集古印譜》,顧氏芸閣刻印本,是顧從徳委託王常輯鈐,由木刻翻模成譜;再如萬曆二十四年甘暘著《集古印正》,就因嘗嘆顧從徳《集古印譜》木刻本摹刻失真,神理不存,所以隱居南京雞籠山,用七年時間摹刻古印一千七百餘方;到了清代乾嘉時期,王豈孫還以萬曆版爲底本翻刻《集古印譜》,但雕版和印刷方面都不及萬曆版。這就如同一本書出了第一版後,賣得暢銷,就會再版,但對於喜歡淘書的人來說,無論從封面設計,內容完整性,紙張字體,到心理上的一些因素都還是會去尋找第一版,甚至不惜花比原價更高的錢。
摹古是寄託了對古代的追憶,人類對亂世的絕望或者厭惡近世的時弊,從而引發懷舊的情緒。除了摹刻古印,另一類懷古的方式體現在印譜中,就比如崇禎元年餘採之著的《石鼓齋印鼎》摹刻本,裏面有秦鐵劵、漢虎符及各式印鈕;還有詩句印的,像康熙二十七年劉弘通的《稽古堂印略》;同治七年張澄集篆,陳彰五書,伏景春鐫石的《勸善印譜》,裏面刻有《治家格言》儒家經典文句;也有乾隆四十八年的《鬆園印譜》,賈永刻並輯,內容爲民間流傳的文賦等短文,包括《朱子治家格言》、《百美詩》、《天保九如》、《程夫子四箴》、《賞心十六事》、《讀書十八則》、《摘句集錦》附釋文,注用篆出典及刀法。
此外,同治六年丁丙編的《西泠八家印選》和嘉慶道光年間的何元錫、何澍編的《西泠四家印譜》也是不得不提的。
至於萬曆四十五年的《承清館印譜》是張灝首開印譜史上彙輯諸家印人印作成譜的先河和完整體,他還是第一個致力於流派印章收藏的藏家。陳介祺的《十鐘山房印舉》、魏稼孫的《吳讓之印存》,這些平時只能在影印書籍中看到的印譜此次都能一睹真容。
若要有興趣去仔細考證拓邊款和書序、後跋,那將更有意思,彷彿一幅歷史畫卷緩緩打開,一個個如雷貫耳的名字躍然紙上,把他們串起來即能加深觀者對每個歷史人物的印象,還能理清人物關係,考證印譜的流傳有序,更能欣賞到他們每個人不同的書法魅力。
這次浙江省博物館提供的印譜大多爲黃賓虹所藏。對的,就是站在西湖邊那個常被遊客喚作“黃飛鴻”,鬍子被摸得鋥亮的寂寞老頭。當衆人紛紛拿出“愛瘋”與他合影卻不知他爲何人時,傳統文化正在流失。若要解讀某種藝術符號的密碼,稀缺的是人文情懷,而這個情懷的世俗表現,就是當你爬上西泠印社的山頂,不只是遠眺西湖打牌野餐,而能充滿敬畏謙卑地看望一下坐着的吳昌碩,站着的鄧石如,住着柺杖隱在竹林裏的丁敬,因爲他們的名字都會出現在展櫃裏的印譜上。
此時,恐怕你就會一趟趟地來到博物館,去發現展覽的價值和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