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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6年底到1987年,在一年多的時間裏,餘華以“井噴”的方式創作了三部短篇和四部中篇,它們是:《十八歲出門遠行》,《西北風呼嘯的中午》,《死亡敘述》,《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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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這是一次非常漂亮的先鋒出擊,也是一次令人震動的先鋒出擊。它的先鋒性,絕非僅僅體現在純粹的敘事形式上,更不是體現在那種空洞的文字遊戲式的話語實驗中,而是直接針對先鋒文學的精神本質和審美策略,從“精神先鋒”的角度對當時的中國先鋒文學進行了全面開拓——當大多數先鋒作家依然沉迷於對域外文學形式的摹仿,或者陶醉於語言遊戲的怪圈之中,餘華卻從容地跨過了這片敘事的沼澤和誤區,搶先一步抵達了先鋒精神的超前地帶。
這種精神的先鋒性,最突出地體現在餘華對人性的獨特思考與展示中——他不再輕易地屈服於日常倫理對人物命運的安排,也不再拘泥於對故事情節的邏輯建構,更不願意遵循以往小說中的那種唯美情調和感傷姿態,而是以非邏輯的內心真實爲原則,讓敘事直接進入人物的精神領域,不斷地讓人物在各種彼此錯位的生存境域中做出無可奈何的抉擇,以此來凸現人類存在的荒誕性。
●很多人都將《在細雨中呼喊》視爲餘華創作由先鋒實驗向樸素迴歸的一個轉折點,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部長篇有效地限制了暴力性的敘事話語,將以往那種令人興奮的血腥氣、彼此殺戮的痛快感、赤裸裸的人性攻擊欲剔除在外,而代之以溫情和悲憫的意緒……在《在細雨中呼喊》中,這種受難意識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那不只是孫光林一個人的受難,而是孫光平、孫光林、孫光明、國慶、劉小青、蘇宇、蘇杭、鄭亮、曹麗……等一代人在無序成長中的集體式受難。愛的嚴重缺席,倫理體系的空前衰落,道德管束的徹底破產,都使得從南門到孫蕩的中國鄉村社會,充滿了某種無序的顛瘋狀態,人們常常以最爲原始的行爲行走在現實的角角落落,傷害與被傷害成爲日常生活中最具活力的成分。由此而導致的結果,便是少不更事的“我”與現實之間的逐漸遊離和隔膜,幼小的心靈被迫反覆承受着現實風浪的擊打而又孤獨立無助。
以上文字選摘自洪治綱《餘華評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