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鄧亞軍，博士，中共黨員，黨的十七大代表。現為華大基因華北片區運營團隊成員。

　　1992年，她高中畢業選擇了很少有女性參與的法醫學專業，畢業後到基層公安局擔任了女法警。

　　2000年，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課題研究，這一年，她28歲。

　　2001年，還在學習的鄧亞軍領導完成『中國水稻基因組計劃』的測序工作。

　　鮮有人知的是，她帶領團隊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和『中國水稻基因組計劃』，奠定了中國在生命科學領域的國際地位。

　　2003年『非典』、2005年東南亞海嘯災害、2007年『李大姐尋親』公益活動，這些重大事件和活動的現場，都活躍著鄧亞軍的身影。

　　2009年12月，鄧亞軍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目前，鄧亞軍正在進行基因微量課題的研究，並且沒有離開法醫鑒定的一線，她經常應邀出現場，運用新的技術手段為破案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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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訪是在位於順義的北京天竺空港經濟開發區B區一個不起眼的小院裡進行的，記者走進辦公樓南側的一間大辦公室，桌子上放著一大沓資料，有一尺多高；書櫃裡放著的所有中英文書籍上都有個詞——基因，特別引人注目。

　　辦公室的女主人是打著電話進門的，身材不高，頭發也留得短短的。一身便裝顯得乾淨利索。她就是鄧亞軍，今年纔40歲的她已涉及了法醫、基因研究、非典病理研究等多個領域，且碩果累累。

　　寫給未來

　　希望DNA檢測這項技術，能給普通民眾的生活帶來福祉，幫助人們解決困惑，改善生活品質。

　　——鄧亞軍

　　故事

　　非典:三下廣州采病人血樣

　　2003年，『非典』肆虐。鄧亞軍和同事們坐不住了，為了研制出快速確診SARS病人的試劑盒，必須盡快取得SARS病人的血樣。鄧亞軍臨危不懼，3次前往當時疫情最嚴重的廣州去采集病人血樣，並將樣品安全帶回北京。

　　自述：為了檢測出SARS病毒的特性，並研制出相應的抗SARS藥物，從5月起，我和同事連續在P3實驗室工作了近3個月。有人說，在P3實驗室最多只能呆6個小時，可是我們一呆就是10個小時以上。有時候想想看，能支橕自己那麼做的原因，是對生命的敬畏和對事業的追求。

　　我們的工作保證了捐贈給國家的30萬份用於檢測SARS病人的ELISA試劑盒的研制成功，為戰勝確診非典病例做出了貢獻。當時，胡錦濤總書記就是在現在這個房間裡接見了我們，我特別自豪。

　　海嘯：在泰國踩著屍水做檢驗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域發生強烈地震並引發了百年不遇的巨大海嘯，數以萬計的遇難者身份不明。海嘯發生後的第三天，鄧亞軍向中科院生物局和國際合作局等有關部門遞交了再三修改的『請戰』報告。在泰國期間，DNA檢測幾乎是對海嘯遇難者屍體進行身份鑒別的唯一手段，兩個月裡鄧亞軍帶領團隊實際檢測了473份，成功率高達84.7%。遠遠超出了國際水平的50%。

　　自述：作為專業的鑒定人員，在災難來臨的時候，在第一時間內趕赴災區，了解災情，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職責。

　　我12月30日中午接到去泰國的通知，這時離飛機起飛只有8個小時的時間准備，我還得跑外交部、中科院辦手續，晚上6點了，我纔准備物品。我們帶的設備都是非典時用的，臨出發時，所裡的領導給我們6個人發象征平安的佛珠，發到我時，佛珠沒了，所長愣了一下，說你行嗎？能不能把幾個年輕人平安帶回來？

　　我知道，這種大災難總是伴隨著各種惡性傳染病、瘟疫等。我說，沒問題，可我心裡想，就是賠上自己也要把其他人帶回國。我沒敢告訴年邁的老母親。當時真的有一種『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感覺。

　　此後，要吃的苦頭可想而知。剛到泰國第一天，我們來到一個操場，操場上全是死屍，有幾百具，屍體的腐敗味難聞，屍水橫流。當時澳大利亞的援助團隊已到了現場，他們正在按國際慣例，在場外搭建操作棚，還要安裝空調設備。可我們穿上『猴服』(防護服)直接就開始工作了。剛乾了三分鍾，我們就覺得不行。因為當地天太熱，穿著『猴服』沒法工作，要麼回去休息，要麼脫掉防護服。幾分鍾後，我們脫掉了『猴服』，換上了一次性的手術服。泰方給我們提供了雨鞋，就這樣，我們踩著屍水開始了工作。這時，其他國家的援助隊的操作間還沒有搭起來。

　　我們幾個人蹲在地上，采樣完成一批，馬上又會被運來一批。我們吃東西基本是在現場，剛開始會帶一些蛋炒飯盒飯過去，但到後來，絕對不再吃米飯和豆芽，因為看著就像蛆。

　　屍體高度腐爛，DNA檢測幾乎是對這些屍體進行身份鑒別的唯一手段，泰國的實驗室又沒有能力進行這麼大規模的DNA鑒定。遇難者的DNA由哪個國家來做，誰來承擔這筆費用，成了參加救援的各國人員共同關心的話題。

　　我當時作出了一個大膽決定，表示我們中國願意承擔這次海嘯所有遇難者的DNA鑒定，而且承擔相應的檢測費用。這讓會議主席驚得嘴都合不上了，安靜了30秒後，掌聲四起，經久不息。

　　最初，我們取的屍體樣本是牙齒樣本，用牙髓來做。牙髓是牙齒裡面的軟組織，但是總也出不了結果。慢慢地，質疑聲開始出現，泰方把牙齒樣本轉發給了英國、韓國等國家做，但是也出不了什麼結果。

　　必須要改變樣本！盡管當時我們中國的鑒定技術遭到質疑，但我還是堅持自己的鑒定方法並未出錯，強烈要求換成骨骼。最終，泰國方面更換了樣本，一共500份樣本。兩個月的時間，我帶領團隊實際檢測了473份，成功率高達84.7%。遠遠超出了國際水平的50%。

　　案件：半個指甲大塊肉成鐵證

　　DNA技術已廣泛應用到案件的偵破當中，尤其是凶殺和交通事故。通過一點點血液、一根頭發，或一小塊肌肉就可以確定凶手。在這個領域，鄧亞軍又大顯身手。

　　自述：去年年底，北京郊區發生了一起交通肇事案。交警從監控錄像上看到一輛大卡車撞死了一名行人逃逸。可肇事者離開現場後把車洗得很乾淨，公安部門已難以取到直接證據，於是我受公安部門的委托協助破案。當我勘查現場時，又比對了大卡車後，也認定就是這輛車。然後，我開始從車的每一個部位查找線索。那輛車的車輪很大，輪胎的紋路很密，結果，我在輪胎的紋路裡發現了不到半個指甲大的一小塊肉，經過DNA分析，就是死者的。鐵證如山，肇事司機很快交待了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