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獻中的釣魚島

　　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早在公元7世紀成書的《隋書·流求國傳》中，就記載有高華嶼(即釣魚島)。1221年南宋王象之所著《輿地紀勝》一書也提到釣魚臺、赤嶼。從1372年(明太祖洪武五年)開始，明太祖便派楊載作爲冊封使出使琉球。琉球的中山王也遣其弟隨楊載入明，朝貢受封。明帝賜閩人36姓善操舟者赴琉球，令往來朝貢。此後，歷代冊封使幾乎都留下關於釣魚島列島不屬於琉球而屬於中國的歷史記錄。對此，古代琉球人也是認同的。

　　一般認爲，明朝最早記載中國人利用釣魚島赴琉球的文獻是1403年的《順風相送》一書。書中記載的名稱爲“釣魚嶼”和“赤坎嶼”，即今天的釣魚島、赤尾嶼。這證明，釣魚島列島最遲是在1372年至1403年之間，即被中國赴琉球的冊封使船最先發現並作爲海上航行的標誌予以利用的。這比日本人“發現”這些島嶼要早約500多年。

　　1534年，明朝冊封使陳侃與前來迎接的琉球人一起乘船赴琉球，並在《使琉球錄》中明確記載：“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鼓舞於舟，喜達於家。”古米山，又稱姑米山、古米島，即現在沖繩的久米島；夷人指當時船上的琉球人。這表明，當時的琉球人認爲過了釣魚島，到達古米島(久米島)後纔算回到自己的國家，而釣魚嶼、黃毛嶼(黃尾嶼)、赤嶼(赤尾嶼)等則不屬於琉球。

　　1556年6月鄭舜功奉命赴日考察半年後撰寫了《日本一鑑》一書。該書“萬里長歌”篇中通過描述海上航線，明確記載了釣魚島屬於臺灣附屬島嶼：“取小東島之雞籠山，……約至十更，取釣魚嶼。……自梅花渡澎湖，之小東，至琉球，到日本，爲昔陳給事出使琉球時從其從人得此方程也。……而澎湖島在泉海中，相去回頭(注：古代福建的回頭嶼，現稱圍頭嶼)百六十里。釣魚嶼，小東小嶼也。”所謂“小東”，即當時明朝人對臺灣的一種稱呼。

　　這說明，鄭舜功經釣魚島赴日本時就已認定釣魚島是臺灣的附屬島嶼。

　　此後，1561年的冊封使郭汝霖所著《重編使琉球錄》中也有以下記載：“閏五月初一日，過釣魚嶼。初三日，至赤嶼焉。赤嶼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風，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島)矣。”這段話更清楚地證實，當時中國已將釣魚島列島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嶼，即現在的赤尾嶼作爲與琉球分界的標誌。1606年，冊封使夏子陽所寫的《琉球錄》中也說，看到久米島後，琉球人認爲到家了而特別高興，久米島上的頭領出來迎接，奉獻了幾隻海螺。

　　此外，早在明代，釣魚島就已被作爲中國領土列入中國的海上防區。當時，倭寇十分猖獗，經常夥同中國當地海盜騷擾中國浙江、福建沿海一帶。1561年，明朝軍事地理學家鄭若曾繪製的“萬里海疆圖”、明朝蕩寇名將胡宗憲與鄭若曾編纂的《籌海圖編》一書中的“沿海山沙圖”、1621年茅元儀繪製出版的中國海防圖《武備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圖》等，都標明瞭“釣魚嶼”、“黃尾山”和“赤嶼”，並將其視爲抵禦倭寇騷擾浙閩的海上前沿。這有力地證明，早在明朝中國便確立起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實際管轄權。

　　到清朝，中國與琉球的界線在釣魚島的赤尾嶼南面海槽一帶，已成爲中國航海家的常識。清朝第二次冊封史汪楫1683年赴琉球，翌年寫下《使琉球雜錄》。該書記載了他途經釣魚島、赤尾嶼後爲避海難祭祀時船上人告訴他船所經過的海槽(當時稱“過郊”或“過溝”)即“中外之界也”。

　　當時，對日本及琉球影響最大的是清朝康熙冊封使徐葆光(1719年赴琉)所著《中山傳信錄》。該書被譯爲日文，成爲日本人瞭解琉球的重要資料來源。該書指出冊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由閩安鎮出五虎門，取雞籠頭，經花瓶嶼、彭家山、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取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鎮山)、馬齒島，入琉球那霸港。括號中“琉球西南方界上鎮山”系徐葆光特意加註的。“鎮山”古代原指主山。這裏的所謂“界上鎮山”，無疑是指中國釣魚島列島中的赤尾嶼與琉球那霸西南海上邊界的主島。另外，還記載“福州五虎門至琉球姑米山共四十更舟日”，這也是將琉球的姑米山(久米島)作爲中琉兩國分界的有力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