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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作爲一種歷史積澱無法被當代社會忽視,而爲當代社會的發展提供歷史文化資源則是其重要的使命。這種使命作用的發揮以對傳統文化的客觀省察爲前提:對待傳統文化,既無需情緒化的否定,也不必粉飾塗抹,而應在尊重其本來面目和歷史作用的前提下,以時代性爲座標進行客觀的評判,在評判中尋找出揚棄的路徑選擇。基於這種省察,傳統文化最重要的主體——儒家思想之於當代社會呈現出三對矛盾的辯證存在。
邊緣化與持久性俱存
所謂邊緣化與持久性俱存,是指儒家思想的當代社會影響。邊緣化是指儒家思想進行體系性價值傳播與規制能力的式微。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它“既不是統治思想,也不是大衆的行爲規範,更不是全社會自覺認同、自覺實踐的價值準則。同時,它也缺乏一個階層或者羣體作爲載體。”客觀而言,由於儒家思想失去了滋養其生存、發展的自然經濟基礎,因此也就基本失去了造血再生的功能,作爲價值體系,它的邊緣化是必然的,尤其是它的那些具有濃厚自然經濟色彩和等級觀念的內涵必然同當代社會漸行漸遠。科學與民主精神的匱乏,是其邊緣化的主因,而那些在傳統社會具有先進性的理念,比如民本思想,也被民主等現代意識所超越。儘管儒家思想與傳統社會專制政治並不等同,但歷史上儒家思想依靠專制制度而廣泛影響社會生活也是客觀事實。整體而言,已無法對時代重大問題進行積極迴應的儒家思想,其邊緣化是不可避免的。
對儒家思想邊緣化的判斷,並不意味對其影響力的全盤否定。源遠流長的儒家思想,契合了中華民族進入文明社會的文明演進特點,通過對濃厚的血親—宗法關係的把握,它將集中體現血緣意識的倫常關係,也即社會生活中最普遍、最親密的關係予以歸納概括、層層推演,使之發散至社會生活各領域,以其“倫理—政治”體系,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價值理性、思維方式和審美情趣。在歷史的演進中,它的諸多理念已融入民族的血脈當中,作爲受到“稱道和景仰的集體意識”,“保存在傳統文化之中並流衍而爲文化傳統”,從而具有持久的影響力。
積極性與消極性共生
所謂積極性與消極性共生,是指儒家思想對於當代社會,既包含積極合理的因素,也具有應否定捨棄的內容,兩者交融共生。例如,在儒家思想中,反對“率獸食人”之暴政、強調“民爲貴”的民本主義與“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等級觀念和“牧民”思想共存共生。這種共生意味着:儒家思想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並不是邊界清晰、易於切割的對立面,它們不是互相否定、互相排斥的關係,而是一種思想體系中相互呼應、彼此補充的兩種特質。所謂積極性與消極性的分野,是一種基於時代性的判斷,在儒家思想的產生髮展之際,就其思想體系的構建者而言,這些“積極”與“消極”的區別並不存在。在此意義上,儒家思想的積極方面是附帶着消極內容的積極,而消極方面則是伴隨着積極內涵的消極,積極方面與消極方面具有某種同質化的屬性,如同一個蘋果的酸甜兩種味道,它們同源於自然經濟基礎這個蘋果的內核,都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特定價值內涵。正是這個內核,導致儒家思想的積極性和消極性共生、交融。
化現代與現代化皆有
所謂化現代與現代化皆有,是基於儒家思想的當代使命而提出的問題。客觀而言,現代化進程中一些問題的產生,包括某些與主流文化旨趣相異的亞文化的出現,不僅反映了轉軌時期社會主體迫切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反映了主流文化尤其是主流價值觀念把握社會主體的力度與方法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這種需求與不足之間的矛盾,在缺乏對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科學認識的氛圍下,衍生出一種對傳統文化的膜拜情緒:試圖通過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發掘來滿足轉軌時期社會主體的精神需求,希望以傳統的文化資源來搭建當代的心靈家園,賦予儒家思想以“化現代”的使命。
儒家思想與特定的“化現代”使命並不衝突,因爲它理應爲現代化提供歷史文化資源。鑑於儒家思想影響力的持久,不可否認,它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擔這個使命。但任何一種傳統文化,不論它的影響力多麼持久深遠,構成它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與審美情趣的核心理念卻都是產生於過去,而不是當代。因此,它的某些內涵必定會和當代社會不相兼容,必須認識到,儒家思想的一些觀念,諸如“民本”、“和合”等,由於和當代社會的一些主流價值觀念,如“民主”、“和諧”具有某些風格相近的“形似”,如果對這種“形似”不加以辯證的分析,這種經過包裝的、“現代化”的儒家思想既不可能實現“化現代”的任務,也無法實現自身真正的現代化。
省察的目的在於尋找揚棄的路徑,在方法論上,參照馮友蘭先生取抽象而舍具體的思路,儒家思想中那些光輝的價值精華,諸如對道德理想的堅守、對人格獨立的追求、對文明秩序的嚮往、爲民請命的精神以及圓潤憂樂的人生態度等等,在被捨棄“具體意義”,即將其自然經濟底色的價值判斷依據剝離後,它的“抽象意義”方可被弘揚與繼承。由於儒家思想的積極性與消極性共生,因此它的積極性的發揮,必須擺脫消極性的制約,必須從消極性的制約中掙脫出來。又由於儒家思想的積極性與消極性共享一個蘋果的內核、同源於自然經濟基礎,兩者間的同質性導致儒家思想的積極方面無法承擔對消極方面的否定、無法獨立擔負起對自身進行揚棄的任務,因此這一任務的完成,需要強大、先進、具有時代精神的文化血液的注入與引領。
(作者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廣東行政學院)哲學部(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