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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佐洱2.我們把這無理要求頂了回去
我當即表示,香港迴歸臨近,跨越1997年的預算案,中方理所應當介入和參與。考慮到預算案存在週期性,中方的參與不能等到1996年或1997年,而應該從今年開始,逐漸深入。我還針對英方內部傳出的一些對中方頗爲藐視的說法糾正說,中英在預算案編制磋商中的關係,不是英方上課,中方聽課,而是相互學習和磋商,特別要學好《中國香港特區基本法》第107條“量入爲出,收支平衡,避免赤字”等有關規定。……這番話隨即被左中右各家媒體大幅報道,被稱作“中方第一次公開表達對預算案問題的立場”。
港英當局的三把手、財政司麥高樂[麥高樂(Sir Nathaniel William Hamish Macleod,1940—),先後就讀於聖安德魯大學和布里斯托大學,1966年加入港英政府工作。曾在財政科、銓敘科(1991年後改稱公務員事務局)及政務總署出任多個高層職位,後歷任助理布政司、助理財政司、貿易署署長、工商司、副財政司、財政司,1995年退休。1坐不住了。兩天後,他也利用某個場合,重申了一番要等到1996年纔會就跨迴歸預算案“諮詢”中方的老調。
我又根據聯合聲明附件二里的規定,通過傳媒批駁了這位在香港被尊稱爲“財爺”的英國老爺的言論,強調中英兩國對於香港跨97預算案的合作不是“諮詢”和“被諮詢”的關係,而是要共同編制、共同審議。就這樣,“空對空”地過了幾招。
我一邊抓住機會對外闡述中方的立場觀點,一邊參與籌組談判隊伍。中方專家組成員來自財政部、外交部、新華社香港分社和國港辦,包括財政部預算司高強司長、稅改司王曉峯處長、會計司劉玉廷處長以及外交部港澳辦李春巖參贊(後改朱祖壽參贊)、國港辦經濟司劉強處長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經濟部王林處長,前幾位是國家一流的理財專家,後幾位則是前方、後方、對外、對內的港澳問題專家。
爲了體現“港人治港”、當家做主,以及彌
補我和內地專家們對香港資本主義的財政運作了解不足,還特別邀請了四位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經濟組中的香港委員擔任中方專家組顧問,他們是安達信香港公司總裁方黃吉雯、東京銀行香港分行總裁邵友保、香港交易所前董事黃宜弘和前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都是香港財經界很有影響力的人士。他們是600多萬港人中首批代表香港的未來、站在中方一邊參與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談判的,第一次與英國人平起平坐地討論香港的命運。
英方得知中方的這一安排頗有牴觸,但又無可奈何,因爲這畢竟是中方自己的事情。不久,就想出了一個干預的理由:這4位顧問來自香港社會,擔心他們在編制財政預算案編制過程中接觸到的機密資料可能存在利益衝突,所以必須先向英國履行一個宣誓儀式,實際上是要這4位顧問必須首先明白自己是臣服於英國的殖民地居民身份,即使被中方聘請了,坐在了中方一邊,也還得不忘效忠“祖家”英國。我們把這無理要求頂了回去,中代處回覆說這4位顧問都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聘任的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成員,他們已向祖國作過公私分明的莊嚴承諾,無需再在聯合聯絡小組裏安排宣誓,更不能向英方宣誓。
當時,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已經商定第1次財政預算案編制專家小組會議3月30日在北京舉行。但會議舉行前發生的公開和不公開的分歧,日益脫離了英方預計的軌道,他們顯得猶豫起來,不僅遲遲不公佈英方專家組成員名單,還在3月30日預定的會期前夕以“公務繁忙”爲藉口,竟向中方表示不能出席會議了。
我聽說當時英方有兩種意見,一派主張跟我們磋商財政預算編制,說願意談就談吧,先給他們上上課,他們連什麼資本主義都不懂,要教會他們怎麼來編預算案。我聽後說,還是首先要教你們學學基本法,編制預算要跟基本法裏規定的理財原則相銜接。所以我建議把第1次專家會議放在北京開。起初英方沒有察覺,答應了,後來有人私下跟他們講,中方是要你們到北京去學基本法,他們就不幹了。而英方的另一派壓根兒就不主張跟中方合作,認爲編制這個財政預算案是當今英國管治者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