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0月11日,一段只有3分鍾、名為《研究生畢業回家種地,老父氣絕服毒》的視頻被上傳到網上,隨即引發熱議。
視頻的主角叫苗衛芳,2011年7月從河北大學畢業時已經40歲。作為一名大齡碩士畢業生,他沒能如願找到一份理想的穩定工作,便回到村裡種地。他是村子裡有史以來第一位研究生,曾是村裡的驕傲,現在則成了“反面教材”,村民們說他“書都白讀了”。
在河北保定阜平那個不足百人的小山村裡,找不到工作的苗衛芳及其家人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今年5月,苗父選擇了服毒自殺……
四十歲的研究生小山村的新農民
苗衛芳出生的小山村叫柳樹溝,位於太行山深處,需要步行20公裡纔能搭上去縣城的汽車。2008年,小山村飛出了一只“金鳳凰”———37歲的苗衛芳被河北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錄取為全日制研究生。
苗衛芳的父親苗風山感到非常自豪,在村裡甚至有點炫耀。苗風山與老伴均疾病纏身,家中一貧如洗,他覺得考上“狀元”的二兒子能夠改變家裡的現狀。“考了一個好學校,以後就會有一份好工作”。
苗風山沒想到,他引以為豪的兒子三年後畢業時,非但沒找到一份好工作,反而要回到村裡種地。苗衛芳說:“我是父親全部的希望所在,我因為沒找到工作回村種地,父親有種絕望的感覺。如果當初他沒抱著那麼大的期望,打擊可能會小一些。”
苗衛芳是村裡第一名研究生,回到原點的他一下子從榜樣變成了“反面典型”。“村裡人背後議論紛紛,也有當面說的,多是諷刺、嘲笑。”苗衛芳說,“跟鄰居借自行車都借不到,大家不搭理我。像我這種情況,村裡人都覺得可笑、可悲,難以理解。”
苗風山一般都待在村裡,不大外出。村民們對兒子的非議,苗風山聽到、見到的,比苗衛芳更多。苗衛芳說自己心裡還有一些追求,想一邊種田一邊寫作,“還有理想支橕,還沒有完全垮。我多少還有點自信,父親則完全沒有支橕,精神支柱完全倒了”。
今年5月25日,67歲的苗風山利用去女兒家走親戚的機會,在藥店買了一瓶安眠藥藏在身上,回到家後趁老伴睡熟時服下。幸虧發現及時,經過搶救纔撿回一條命。苗風山事後說:“我想一死百了,煩心事再也看不到了。”苗風山很後悔供兒子念書。
父親出事後,苗衛芳在家裡也待不下去了。“是被迫出來的,怪不得很多青年學子也是在外面飄著,都不敢回去。自己能承受,但是父母不能。”苗衛芳覺得自己的處境具有普遍性,主動邀請拍客拍攝他的經歷,“我不否認我想引起關注”。
讀研三年有著述找份工作有難度
苗衛芳是一個文藝青年,在校讀研三年,除了寫作一部學術專著,還用業餘時間寫出長達30多萬字的以代課教師為原型的長篇小說《二月蘭》。畢業後,苗衛芳一心想找份穩定的工作,想一邊工作一邊搞創作。可一年多過去,還在待業。
“其實,我對工作要求並不高,就想穩定點,政府或者事業單位文員,或者公辦老師,或者科研機構的,圖書館也行。”苗衛芳說今年已經41歲,不可能像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去打拼,或者創業,“我的夢想是文學創作,所以就想有個穩定的環境,業餘可以安心創作”。
因家庭貧困,苗衛芳讀到高二時曾被迫輟學。他曾在當地槐樹中學做過代課教師,那時,每月薪酬只有240元,除了日常開銷已所剩無幾。於是,苗衛芳開始四處找工作,結果是要麼在公立學校代課,要麼去私立學校打工。
苗衛芳一直希望自己讀研後,可以改變這種狀態,謀求一份穩定、體面的工作。可畢業後處處碰壁。“現在招聘一般都需要考試,對年齡也有限制。像公務員考試,研究生畢業年齡限制為35周歲,我畢業時已經40歲了,名都報不上”。
苗衛芳的研究生導師———河北大學教授劉敬忠也認為,年歲大了找工作確實存在困難。劉敬忠說,苗衛芳讀研期間非常刻苦,可就是有點“迂”,不善交際,書生氣太重了。
苗衛芳的經歷被拍成視頻上網後,網友的意見一分為二,有的表示同情,覺得大學擴招後,研究生“也不值錢”了;有的則認為苗衛芳找不到工作,主要是他“眼高手低”。苗衛芳自己覺得,找不到工作與自己的性格有一定關系,“網友們可能並不知道我在想什麼。”苗衛芳說,如果僅僅是為混口飯吃,到城裡打工也是未嘗不可的。“但讀研以後,做不到這一點”。
苗衛芳強調自己讀研並不是想混個文憑,而是用心在學,他覺得自己是鑽進學術研究裡出不來了,要出來就很痛苦。“我讀研期間是有研究成果的,我自認為我的這些成果是能夠提高就業層次的。我覺得能夠匹配一份穩定的工作,這種想法沒什麼可以非議的,是很正常的”。
知識能改變命運?這個問題不好答
苗衛芳還有一個哥哥和妹妹,都在家務農。“我哥哥和妹妹都沒有考上大學,我就暗暗地想爭一口氣,為父親、為自己爭口氣,也要考出去”。
1999年大學開始擴招,2001年教育部出臺新政策,允許25周歲以上公民參加高考,徹底放開高校招生年齡限制。這一年,30歲的苗衛芳邊教書邊開始自學考試,先拿下自考專科學歷,後取得自考本科學歷。2008年,他成了全日制研究生。
“讀研深造,讓我的思維方式上了一個臺階,讓我自己對世界、社會有更深刻的認識,但恰恰是這一點,使得自己更接受不了去社會上飄著、打工為生”。
苗衛芳說自己大學本科學的是中文,難免會有一些“耕讀情結”,就像陶淵明那樣。“不過,這畢竟是一種逃避,我也知道這是一種逃避”。
而回鄉種地,苗衛芳現在也認為不是個好選擇:“想回農村‘耕讀’,實際上不可能了。它會把你逼出來,我就是個例子。農村畢竟是個小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而且往往是宗族色彩濃厚,低頭不見抬頭見,時刻會受到別人的議論和非議,很難承受。”
“我身邊有很多農村來的大學生,又沒有穩定的工作,又回不去農村,就打零工飄著。”苗衛芳覺得像他這樣從農村裡走出去的知識分子,總有一種尷尬。“自己是城裡人嗎?不是;是農村人嗎?也不全是。這是心理和文化上的一種尷尬。”
“父親出事後,真的覺得自己很沒用。就生活上而言,讀研這段經歷對自己沒什麼幫助,反而有害,有點後悔讀研了。”苗衛芳注意到研究生近些年一直在擴招,自己可能也是受惠於擴招政策,但“現在研究生培養真是有問題,如果不需要這麼多學術性研究生,就不要招這麼多。這種投資,得不到什麼回報”。
記者問苗衛芳:“當初希望通過深造改變命運,現在覺得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嗎?”苗衛芳說:“這個問題真難回答。以我的經歷來看,就很尷尬……一言難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