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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0年兩會期間九三學社中央公佈的調查數字表明,中國收入差距目前已擴大到23倍,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時經8年仍未出臺。本月1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明確,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將在第四季度制定。據此前披露的消息,方案將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其中,調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來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近期,人民網採訪組專門就收入分配問題展開調研,從不同角度進行調查分析,將推出十期報道。本期重點分析收入分配的失衡會產生何種後果。
今年9月15日,在西安反日遊行的人潮中,來自河南南陽的打工青年蔡洋掄起一把U形鎖,砸穿了日系車主李建利的顱骨。在他被警方逮捕後,媒體詳細地勾勒出了這個21歲泥瓦工的個人像:進城兩年多,喜歡看抗日劇,上網玩槍戰遊戲,夢想上大學,在QQ空間裏孤獨地訴說對愛情的渴望,爲最近剛漲到200塊一天的工資而感動振奮。
像蔡洋這樣來自鄉村、孤獨地漂在城市中的打工者,其形象在近年已經從辛勤工作的建設者、城市化進程的推動者和犧牲者,漸漸向着“引發社會衝突的不穩定因素”一類負面方向轉變。他們掙着僅夠自己在城市中容身的工資,長期與家人分離,承受城市文化的衝擊,在心理上努力消化城鄉各種巨大的鴻溝帶來的精神危機,並容易在媒體報道中成爲暴力事件的主角。
鴻溝存在於各個方面,其中最基礎的一層是物質的——他們的收入與城市中其他人收入的差別,他們的生活狀況與其他人生活狀況的距離。
在2010年多起校園血案接連發生後,《華爾街日報》撰稿人崔宇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身份與暴力》一書中的觀點,指出如果城鎮的低收入羣體既無法在城鎮立足,又無法在農村得到最後的保障,就會越來越孤立,越來越被忽略,而忘記了自己同其他人共有的身份,比如國籍、居住地、職業、語言、社會角色和個人愛好等,他們身上的暴力因子就容易一觸即發。
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也曾說,收入分配的變化是發展過程中最具有政治意義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誘發妒忌心理和社會動盪混亂的問題。
2009年2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首次與網友答問時,引用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觀點,表示:“財富如果長期爲少數人所佔有,而多數人處於貧困狀態,它是不公平的,而且註定這個社會是不穩定的。”
“金字塔”型社會:強化階層意識
在2012年《社會管理藍皮書》的發佈會上,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朱穎慧表示,“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數人擴散”的趨勢正在愈演愈烈。她認爲,收入差距和佔有財富的不平衡,正在將我國定型爲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而中間階層的缺失,正成爲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
經濟學家趙海均曾提出“橄欖型”社會的概念,認爲健全的社會形態應當類似一個橄欖:位居兩頭的極富極貧者都很少,中間階層卻很龐大,使得從最貧到最富之間有一個充分的過渡,社會成員有不斷上升的“盼頭”,有助於緩解貧富差距造成的對立情緒和其他相關社會問題。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撰文稱,過去的國企改制、城鎮化與工業化“圈地運動”已經爲中國製造了3億以上的弱勢羣體,使中國社會結構並非“橄欖型”,而是成了“洋蔥型”或“金字塔型”。他認爲,這是中國社會難以穩定的一個最重要的結構因素。
構成“金字塔”下端的相對貧困羣體較爲龐大,意味着其自身特有的困境存在範圍廣,影響程度大。國務院參事任玉嶺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表示,已成爲典型“社會病”的農村空巢和留守兒童問題均與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兩極化有關。他回憶起,今年2月6號晚央視播出的特殊家長會上,有兩位不到六歲的貴州小孩竟然三年沒能見到自己在外打工的父母,而在當晚舞臺上見面後的第二天,父母又與子女分開各奔東西。當主持人問及這兩位農民工爲什麼不能回家,他們都說是工作離不開,而且收入低、沒條件讓孩子與自己生活在一起。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一項調查表明,私企工人工作時長超出法定工時45%,某地私企62%的人一週要幹7天,但50%的工人收入卻低於最低工資標準。從基尼係數來看,中國的貧富差距已連續多年擴大,而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莊巨忠日前對媒體表示,如果以最富的20%與最窮的20%人口人均消費比例來衡量,中國未來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很可能更加明顯。
社會階層到底分化成了什麼狀態?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相比國家決策層將國內階層按收入分爲“高、中、低”三類,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提低、擴中、控高”的政策目標,學術界則發展出了多種描述階層分化的觀點,如陸學藝教授的“十階層論”、李強教授的“四利益集團論”等等;而傳播較廣的孫立平教授的“社會斷裂”理論,則強調各階層之間的非連續性,不僅在財產意義上,也在生活結構、消費、文化等各個意義上存在。這種“斷裂”中潛藏的危險,對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個警告。
分配秩序紊亂:社會穩定受到衝擊
江涌認爲,資本與權力交媾,政策向富人傾斜,使得“當前中國的貧富矛盾不斷轉化爲官民矛盾”,而兩種矛盾又相互加強,使中產羣體嚴重缺失,社會分裂加速。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則認爲,相比財產差距懸殊這一現象本身,分配秩序的紊亂纔是引發社會危機的根源:“工薪階層收入增長有限,而以權謀私、投機鑽營者、食利階層等羣體收入不合理畸高,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分配現象不可避免的導致‘拜金主義’、‘一夜暴富’、‘仇富’等扭曲的財富觀重新擡頭,嚴重衝擊社會成員的價值觀、是非觀,引發部分社會成員心態的失衡。”
除了觀念衝擊,還有實實在在的勞資糾紛。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統計,近期勞資爭議案件中約30%是由於薪酬分配問題引發的。蘇海南表示,收入分配不公、部分社會成員長期收入偏低、增長緩慢,拖欠、剋扣工資等現象,直接導致勞資糾紛數量大幅增加,一些惡性案件也由此而起。更不用提利益集團固化後形成的尋租、政策遊說、買收代理人等行爲,“不僅直接惡化了政治風氣,甚至可能導致部分人對社會、對國家、對政治經濟體制的不滿和仇視,將收入分配這一經濟問題,逐漸轉化爲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問題,成爲危害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江涌認爲,犯罪率是反映各種社會問題的“晴雨表”,財產犯罪和暴力犯罪是衡量社會秩序和社會變化的重要尺度。對於已發生的社會羣體性事件,增加警力,強化防衛,都只是治標之策,只有切實解決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才能杜絕“無緣無故的恨”。
“富二代”之憂:經濟痼疾固化不公代代傳遞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曾在一個論壇上表示,過去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體制轉軌帶來的,某種意義上有積極作用,比如對做出更多經濟貢獻的勞動者和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給予更高的回報,有利於促進效率,促進經濟發展。而現在由制度不完善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比如公共資源的流失、尋租現象、腐敗、錢權交易或者壟斷部門憑藉壟斷地位獲得高收入等行爲,對經濟和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會更大。
有學者認爲,其他一些正在困擾中國的“經濟病”也與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差距息息相關。例如,經濟學家徐滇慶就認爲,房價居高不下的要害在於貧富差距太大,8%的人擁有80%的銀行存款,使得“1億人買很多套房,剩下12億人買不起房”。
而“富二代”一詞似乎意味着人們對於階層不僅“分化”而且“固化”的趨勢更爲敏感。中央黨校教授辛鳴撰文稱,前一段時間傳說房子要徵房產繼承稅,結果出現了爸爸用兩歲兒子的名字買房子的案例;最近披露出來銀行業竟然出現了“娃娃股東”,很多份額不算小的股東只有七八歲、十多歲。他認爲,這意味着財富在代際內部已經提前進行轉移了,“這樣的轉移,就是想讓目前的階層狀態儘早固定下來,並且一代一代地固定下來,甚至都想抗拒自然規律。”
既得利益者固化現有局面,並不意味着現有經濟格局中的一切,包括經濟增長率,都能毫髮無損的“固化”下來。蘇海南認爲,收入分配不公不僅會拖累經濟發展,還會使得經濟中現有的漏洞成爲長期痼疾,進而拖累整個國家的發展。例如,低收入羣體收入人數衆多,其收入增長緩慢,也看不到增長的可能性,致使擴大內需成效甚微。而內需疲軟,將迫使經濟增長繼續過分依賴出口和投資,強化了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使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外貿加工行業產值佔國民經濟的比重依然居高不下,第三產業發展受到制約。
“這種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過大、第二產業就業和產出比重偏大、第三產業就業和產出比重偏小的格局,又進一步固化了勞動力結構的不合理,即低素質勞動力比重過大,中高層勞動力比重明顯偏小。”蘇海南表示,消費疲軟成爲整個社會經濟循環的瓶頸,反過來又嚴重製約了生產、交換、分配等其他環節的正常發展。
蘇海南認爲,收入分配中的問題有些可以在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環節直接得到解決,但也有一些必須到後面的經濟社會體制深化改革環節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他建議,要專門研究市場和政府的邊界,在初次分配裏,政府要構建一個良好的市場運作環境,讓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作用,把資源配置不公的問題解決掉,建立起勞資協商這種市場經濟通行的規律,“並不是政府幹預就是去瞎插手,包括政府不該管的要放掉,這也是政府應該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