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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武漢;9月底至10月初,又返回申城。翌年春,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抵滬,擔任中共中央的會計,負責籌措和管理經費;他不久又接受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尋找合適的房屋作爲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熊瑾玎的《自傳初稿》記述:“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現,去找適當的房子,在四馬路跑馬廳口(今福州路人民廣場口)看有一處房子,正在天蟾舞臺後面,可由一個很骯髒的小巷子出進,全部樓面三大間,正可供政治局開會辦公之用。”當年,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臺(曾稱爲上海舞臺),是“江北大亨”顧竹軒開辦的一座戲院,每天觀衆熙熙攘攘。其隔壁即雲南路447號(今雲南中路171-173號),系坐西朝東的兩層街面房屋(與天蟾舞臺建築聯爲一體),三開間門面,二房東是從事西醫的周生賚,他把樓上的三個房間用於出租,在底層辦起“生黎醫院”,爲了求治而進進出出的患者不少。熊瑾玎經反覆考察發現,進入“生黎醫院”可直接上樓,其背後那條不引人注目的弄堂也有樓梯可通行,他認爲這是個險中求安的好地方,比較適合設立黨的祕密機關。於是,熊瑾玎走進“生黎醫院”,自稱是外地來滬做紗布生意的商人,他經與周生賚商量,順利租下樓上的三個房間。在鞭炮聲中,“福興布莊”正式開張。黨組織鑑於如此重要的祕密機關僅靠“熊老闆”一人難以應付,又調湖南籍年輕女黨員朱端綬來做“老闆娘”。朱端綬的《自傳》談到:“中央政治局開會的機關,對外是‘福興布莊’。這裏一共三間房,外間辦公,內間是臥房,後房是廚房。我和熊瑾玎對外是夫妻,對內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覺。我每天吃好晚飯,做好我應做的工作,就到內房把門拴好,自己看書學習。”熊瑾玎、朱端綬朝夕相處,配合默契,共同開展艱險的祕密工作;由於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他們在數月後便成爲一對真正的革命伉儷。
中共“六大”後,中共中央各部門逐漸健全,以“福興布莊”名義設立的中央政治局機關成爲中樞。由於熊瑾玎、朱端綬的細緻謹慎,加上有戲院、醫院掩護人員出入,中央政治局機關在白色恐怖的腥風血雨中歷時三載而安然無恙。其間,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江蘇省委的領導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鄧小平、項英、彭湃、楊殷、羅登賢、關嚮應、李維漢、李富春、任弼時、鄧中夏、秦邦憲等常到這裏開會或研究工作。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提及:“那時,開會的同志從天蟾舞臺西側雲南路的一個樓梯上去,就可以直到開會的房間。房間內朝西的窗下有一張小桌子,開會時,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記錄。這個機關從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都沒有遭到破壞。後來,大概由於1931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央才放棄了這個機關。”
1931年4月,熊瑾玎、朱端綬退租搬離該處。後來,底層開了商店,樓上成爲民居,並擴建“假三層”。1946年,周恩來數次來上海,他很想再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看看,但因工作忙無暇分身,只能派司機開車送隨行的熊瑾玎、朱端綬去,並要夫婦倆在此拍幾張照片給他留作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