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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三大重鎮分別是上海、北京和南京。從1919年到1937年,這三個城市的大學所培養的畢業生,達到了全國比重的近四分之三。而在這段時期,中國的大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發展階段:科舉制度自1905年被廢除後,大學培養的新型知識精英就跟國家官僚體制斷了鉤,而大學校園也還沒有被意識形態所主導。
由於『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的影響,大學生頻繁就各種社會問題發起抗議,有時還會針對或有意重建『儒學國粹』或強化學生管理或嚴抓教學質量的師長。除個別教會大學外,彼時的中國大學基本都處於寬松放任管理的狀態,甚至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不滿。
而通過這本書,也能讓人更為清晰地認識到,1937至1949年及1949年之後中國大學(辦學環境等)面臨的多次起伏沈淪,很大程度上取決於1919年到1937年這段時期內的發展情況——例如,上海聖約翰大學和交通大學在當時的教學、學生管理,就要比其他院校嚴格乃至嚴苛,『嚴管理』使得這兩所大學的中國學生在政治和社會參與方面,落到了當時上海各高校的最後。這很容易讓人理解為,『嚴管理』本身可以控制或轉移青年人的政治熱情。又如,1930年初,大學畢業生普遍面臨擇業難,這被旁觀者評價為當時的大學生對社會事務參與過多,進而沒有很好地掌握知識、技能與處世之道;有人認為當時滯後的高等教育體制,應該對前述事實負責;還有人將城市不良的社會風氣認定為大學生道德和知識水平出問題的根源,甚至直接點出了進口電影的直接責任問題。這些觀點沈淀下來,深深影響了1937年後一批又一批決定著中國高等教育政策的決策者,使他們決意要將大學、大學生與社會分隔開來,並引進蘇聯模式的大學生培養體系。
一般來說,教會和私立大學有意遠離當時政治與文化,很大程度上復制了同期歐美高校的管理方式、校園文化,培養出一大批可以直接服務於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外資企業的精英人纔,這也導致脫離中國發展實際的精英主義的盛行,中國社會各界當時指責教會和私立大學畢業生『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放棄了社會責任』。
而以北京為代表的其他中國城市的大學,本土學術傳統學科並未式微,相反還興起了漢學熱、新國學熱。這些大學一方面為後來的救亡圖存運動輸送了大量人纔,另一方面也更快接受了國民政府推行的意識形態教育。
而從地方士紳書院轉型而成的中產階級大學,是民國時期中國高等教育學府的主體。這些高校以培養技術精英為己任,因為辦學經費的來源不穩定,不得不降低招生考核標准和管理要求,一些學校甚至被譏諷為『文憑工廠』、『野雞大學』。
讀家:鄭渝川
●歷史:《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
作者:葉文心
定價:62元
評分:8.5
出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