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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與感性的把握與調配,也是散文的一大藝術。知性重客觀,感性憑主觀。知性重分析,感性憑直覺。知性要言之有物,持之成理,感性要言之有情,味之得境。散文佳作往往能兼容二者,而使之相得益彰。諸葛亮的《出師表》本是公文,卻寫得真情流露;杜牧的《阿房宮賦》顯爲美文,卻由感性轉入知性,以史爲戒,力貶奢華。而同一散文大家之作,知性與感性的比重也變化多姿。例如蘇軾論人之作,《晁錯論》絕少抒情,至於《范增論》、《賈誼論》、《留侯論》,則抒情一篇濃於一篇。《方山子傳》又別開生面,把抒情寓於敘事而非議論。而《喜雨亭記》、《凌虛臺記》、《超然臺記》等五記,卻在抒情文中帶出議論,其間情、理的比重各有不同,但知性與感情均有交匯。
所以太硬的散文,若急於說教或矜持,讀來便索然無趣。而太軟的散文,不是一味縱情,便是隻解濫感,也令人厭煩。其實不少所謂“散文詩”或“美文”之類過分純情、唯感,溺於甜膩的或是悽美的空洞情調,結果只怕是美到“媚而無骨”,雅到“俗不可耐”。這種陰柔的風氣流行於我年輕時代的文壇,所以早年我致力散文,便是要一掃這股脂粉氣。我認爲散文可以提升到更崇高、更多元、更強烈的境地,在風格上不妨堅實如油畫,遒勁如木刻,宏偉如建築,而不應長久甘於一張素描、一幅水彩、一株盆栽。當時我向往的不是小品珍玩,而是韓潮蘇海。我投入散文,是“爲了崇拜一支充血的筆,一種雄厚如斧野獷如碑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