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國刑法規定，肇事者實施的行爲與虐待罪規定的情形最爲相似，但虐待罪的犯罪主體和犯罪對象要求是在家庭成員之間，而幼兒園教師和學生之間顯然不屬於這種關係。

　　張雪梅表示，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實施需要其他法律配合，對未成年人具體權利的保護和對侵害未成年人權利行爲的處罰，需要通過其他法律實現。《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規定了禁止教師體罰、變相體罰學生，禁止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暴力等原則性規定，同時規定如果構成犯罪要追究刑事責任。

　　“不能在每次虐童案件發生後，我們都來討論立法滯後，從不斷髮生在家庭、學校的虐童案件中可以看到，現有法律規定的處罰措施和手段沒有得到很好實施。執法者如果對一次次發生的案件中的肇事者、責任人處罰力度不夠，甚至沒有處罰，即使在刑法中規定再多的罪名，依然得不到適用。”張雪梅說，“以虐待罪爲例，家庭成員虐待兒童最終被定罪的很少。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毆打兒童可以處以行政拘留和罰款。如果發生一件就處理一件，不縱容和姑息對兒童的暴力，此類案件一定會減少。”

　　張雪梅認爲，對於溫嶺這一案件，即使最終司法機關認爲肇事者的行爲不屬於犯罪，不構成尋釁滋事罪，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也能找到足夠的法律依據，對她處以行政拘留和罰款。目前的關鍵在於，要在已有法律中找到依據嚴格執行。

　　張雪梅認爲，針對此類案件，完善立法是必要的，兼顧刑法的適度穩定性，可以參照遺棄罪的立法規定，將虐待罪的犯罪主體從家庭成員擴大爲“對年老、年幼、患病、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扶助義務的人”，不用再增設單獨的虐童罪罪名。同時，可以增加一款規定，“虐待幼童情節惡劣的，從重處罰”，以昭示對幼童身心健康、人身權利的特別保護。這樣，不僅解決了非家庭成員之間虐童問題的法律適用，同時，又爲對虐童行爲的處罰提供了法律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