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耕堂劫後十種”《老荒集》中，有一篇《包袱皮兒》，中間有一張劉宗武先生1995年拍攝的孫犁和他大女兒的合影。照片上孫犁先生端坐在藤椅上，他的大女兒站在旁邊，留着又濃又密的短髮，滿臉堆笑，透着一種樸實和善良。

　　從孫犁的文章中，我們知道她的大女兒在16歲的時候來到天津，在紗廠工作。但爲什麼後來去了石家莊，就語焉不詳了。

　　2012年7月11日，是孫犁逝世10週年的日子，河北省保定市安新縣有關部門在白洋澱舉行紀念活動。在荷花大觀園的孫犁紀念館門前，我見到一位滿頭白髮、身材瘦削、衣着樸素的老太太。她被一些孩子簇擁着，有時停下來和人們合影。憑直覺，我判定她就是孫犁的大女兒。臨上船的時候，我和一位長者攀談，他說他是孫犁的大女婿，山東龍口人。我問道：“您的夫人來了嗎？”他指着那位白髮老太太說：“那位就是！”果真我的判斷不錯。

　　紀念孫犁的會開得很短，主要是領導致辭、講話，孫犁的大女兒和兒子孫曉達端坐在桌前，表情和善又有些不習慣。會議結束了，孫犁的大女兒沒有馬上離開會場。我走上前去，說：“您是大姐吧！”她有些詫異地看看我說：“是，我是老大！”我說：“咱們是老鄉，我家是束鹿的。”老太太很高興，說：“咱們是鄰縣，離着不遠。”我說：“您知道東河疃嗎？”那是我遠房的姨家，在安平縣境內。老太太說：“知道，離我們家挺近，也就10來裏地。”我說：“我小時候去過東河疃，離我們家大概有10來裏，這麼說，我們兩家相距也不過20裏。”老太太說：“是，咱們離着挺近。”我對老太太說：“2001年，我去過你們老家一次，你們那裏的口音和我們幾乎一樣。”那是2001年夏天，我參加天津市孫犁研究會的一個活動，先是到白洋澱，又到同口鎮，參觀了孫犁當年教書的同口小學舊址，然後去了孫犁的老家——安平縣東遼城。

　　隨便聊了一會兒，我感到和老太太很投緣，雖是第一次見面，但一點兒也沒有陌生感。我說：“看您父親的書，您好像還有一位哥哥。”老太太說：“是，他是老大，我是老二。我哥哥12歲的時候沒了。”我說：“您記得嗎？”老太太說：“怎麼不記得？我比他小3歲，那年我9歲。他得了盲腸炎，疼了3天，活活把我哥哥疼死了。”雖然已經過去了將近70年，但老太太提到這件事，還是很難過，我趕緊岔開話頭，說：“您是什麼時候到天津的？”她說：“五一(1951)年，時間不長就去了棉紡六廠。”我問道：“怎麼後來又到了石家莊了呢？那是什麼時候？”老太太變得有些激動，說：“唉，說起來咱農村人還是簡單、實在、心眼兒少，很多事都不懂得。五四(1954)年，廠裏要抽調幾個人支援石家莊棉紡廠。有一個和我在一起的同事被抽上了，她不願意去，一個勁地哭，中午飯也不吃。我心疼她，就勸她，別不吃飯，你不去我替你去。本來是勸她的，她馬上去找了領導，說孫曉平想去，這樣領導就把我們倆換了。我當時都傻了，回到家就哭。”我說：“您父親沒有找領導說明情況嗎？”老太太說：“沒有！他還勸我服從領導的安排，說石家莊那地方不錯，咱老家的人多。就這樣我就糊里糊塗地到了石家莊。那時候才19歲。”

　　我沒有敢問老太太是否後悔，但心裏很不是滋味。從我們記事時候起，就從長輩們那裏知道要做好人、老實人，這當然沒有錯。可是，事實上，許多好人、老實人往往吃虧，這又如何解釋呢？

　　我們老家又流傳着這樣的話：“吃虧長在”，似乎也有一定道理，機關算盡、便宜佔盡的人未必結局就好。孫犁的大女兒在石家莊組織了一個幸福的家庭，生育了3個子女，現在的孫子輩都成長起來了。就在我們談話的間隙，她的第三代來找她，攙扶着她去餐廳。老太太很滿足，這大概也印證了“吃虧是福”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