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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27日,鄧小平視察珠海江海電子有限公司,在談到人才和創新問題的同時,出人意料地談到了家庭問題。他說:歐洲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沒有家庭不行,家庭是個好東西。我們還要維持家庭。孔夫子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庭是社會的一個單元,修身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他還特別舉例說明了家庭的社會功能。他說:都搞集體性質的福利會帶來社會問題,比如養老問題,可以讓家庭消化。歐洲搞福利社會,由國家、社會承擔,現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國家承擔不起,社會承擔不起,問題就會越來越大。全國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戶養活的。中國文化從孔夫子起,就提倡贍養老人。
鄧小平少小離家,南征北戰,四海漂泊,但對自己的家庭卻是特別地珍惜,對於自己的親人也總是牽掛在心。
1950年,重慶解放不久,鄧小平就將自己的繼母夏伯根從老家廣安接到了重慶,從此,夏伯根便與鄧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互照顧,享受天倫之樂。
在最困難的時候,爲了保護家人,他也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1969年夏天,處於“軟禁”狀態中的鄧小平得知兒子鄧樸方傷殘情況後,親自致信毛澤東,請求組織上出面幫助解決鄧樸方的治療問題。爲此毛澤東和周恩來都作了批示。
10月,得知他們夫婦被安排到江西工廠勞動鍛鍊後,當即向汪東興提出,帶繼母夏伯根一起去江西。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在江西三年多的時間,是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個人和家庭生活最艱難的時候。這期間他通過汪東興多次給中央寫信,從這些信中我們很少看到他對自己個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對家人的關愛卻毫不掩飾。
10月17日,得到通知說,鄧樸方將被送到南昌同他們一起生活後,他致信汪東興說:我們深切地期望,鄧樸方能夠治好。現在病情既有好轉,可繼續治療下去,必能逐漸好轉。所以,我們懇切希望他能在現在的醫院裏繼續治療下去。
1971年2月3日,就照顧鄧樸方一事,再次致信汪東興說:我們上次給你寫信,希望鄧樸方能夠繼續治療,現在既然無法繼續治療,我和卓琳再三考慮,覺得還是把鄧樸方接到我們住地,同我們一起生活較好。我們請求組織上派人把鄧樸方送到南昌。6月,鄧樸方從北京被送到南昌。自此鄧小平和家人悉心照看鄧樸方,還儘量做到白天不耽誤下廠勞動。
11月8日,林彪集團覆滅後,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信中除表達了對林彪、陳伯達問題的態度外,在信的末尾寫了這樣幾句話:我希望能和子女們靠近一些,特別是兩個較小的孩子(毛毛和飛飛)。我們歲數大了,不免爲兒女掛心,希望他們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順便向主席訴說。毛澤東閱信後也深有感觸,在信封上批示: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東興)辦一下。
“文革”後復出的鄧小平,可謂日理萬機。但他仍然以自己的努力營造着家庭和睦和諧的氣氛。晚年的鄧小平享受着傳統中國人“四世同堂”的福分,上有“老祖”(夏伯根),下有孫子孫女,老老少少十幾口人,可謂兒孫滿堂,幸福之家。每天晚飯,一大家人聚在一起邊吃飯邊聊天,從國家大事說到社會新聞。鄧小平從不發表意見,只是默默地吃飯。但他喜歡這種輕鬆活潑、溫暖融洽的家庭氣氛。有時飯桌上少了幾個人,大家說話少了,他就會說:“哎呀!今天怎麼這麼冷冷清清呢?”沒看見哪個孫子,他也會關心地問:“到哪裏去啦?”
俗話說“隔輩親”,鄧小平也和常人一樣喜歡和孫子輩的人在一起,看到這些孩子,也像普通的爺爺一樣開心。鄧小平非常關心後代,他自己曾不無幽默地說:“以後如果評獎的話,評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爺爺,我可以得這個獎。”
家庭幸福是一種付出後的回報。家庭的確是個好東西,它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生息繁衍的基本單位,也是人類感情的最終依託。
據說有一種小鳥可以飛越太平洋,它靠的是什麼呢?一截樹枝。它把樹枝銜在嘴裏,累了,它就把那截樹枝扔在水面上,然後落在上面休息。餓了,它就站在那樹枝上捕魚,困了,它就站在樹枝上睡覺。
家庭就是人生中的“那截樹枝”。銜着它有時會很累,很麻煩,但有了它,我們才能到達幸福的彼岸。
來源:《浙江老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