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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厘
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寫於1993年,馮小剛讀完這部小說,立刻動了拍電影的念頭。所以馮小剛說,為了這部電影,他等了18年。19年後,我們看到了電影《一九四二》。
劉震雲的小說采用紀實體例。『我』回到延津老家,采訪當事人,調查1942年河南大災荒的情況。小說將史料和實地采訪穿插組合在一起,上至蔣介石及其幕僚、宋氏姐妹,下至逃荒的難民、美國記者、《大公報》記者。觸目驚心的人吃人、狗吃人的逃荒慘狀,讓我們知道了一個只關心政權是否牢靠、不管災民死活的政府,會在河南戰場上發生以30萬之眾的武裝被6萬日軍殲滅的奇恥之戰,會在日後失掉政權。
災難的景況、原因、結果,劉震雲在小說裡都講明白了。但是,此小說不同於浩瀚50萬字的《白鹿原》,把所有人物都寫得血肉豐滿,演員只需靠自己的悟性去把握揣摩就是了。幾乎是用史料堆砌而成的4萬字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沒有人物,沒有情節,沒有完整的故事。如何再現這場讓300萬人餓死的災難,再現百姓背井離鄉、到西北討活命的逃荒之路,對於飽食終日的導演和演員而言都極具挑戰性。它不同於唐山大地震,有很多親歷者,有各種載體和形式的資料,那是一段活的歷史。劉震雲1993年寫小說的時候,曾對親歷者不願回憶往事的漠然態度感到失望,時至今日,存活於世的親歷者怕是想追憶往事都追憶不清楚了。再不溫故1942,它就要徹底被遺忘。
一段被塵封的歷史,對於《一九四二》劇組來說,演繹一部沒有經驗,不容你戲說、編纂、無厘頭,只要與真實靠得近一些、再近一些的災難片,差不多是一個無中生有的過程,讓人底氣不足。所以張國立說,演了40年戲,突然覺得,表演上還有一個高度需要我去接近。所以,馮小剛不對媒體估計票房收入。
老東家和瞎鹿兩家是影片添加的,並成為故事的主線。『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影片以這句旁白開場,接著拉開災難的序幕。先是佃戶媳婦花枝跟少東家借糧,隨後刺蝟領著一幫餓瘋了的村民闖進老東家范殿元家吃大戶。一場械斗之後,兒子被砍死,房子燒成瓦礫。時逢日軍逼近,老東家趕著馬車,拉著糧食和家人同佃戶瞎鹿一家加入到逃難的人流。影片的逃難路線從劉震雲家鄉延津開始,一直走到陝西潼關,到潼關時,包括路上生下的小孫子,兩家11口人,死的死,賣的賣,散的散,最後就剩下野鬼一樣的老東家。結尾處,老東家掉了魂似的往回走,他想死得離家近點。
電影的框架忠實於原作。與逃難路線交叉推進的,是上至元首、軍方、省方,下至地方小吏、記者、傳教士的另一條路線。災荒之年,蔣介石充耳不聞,軍方征糧不減一兩,省方求情無果。《大公報》登出《豫災實錄》,惹怒蔣介石,指示張道藩停刊處置。影片的旁白道:『這一年,宋美齡訪美、甘地絕食、丘吉爾感冒,這些事件放到1942年的世界環境中,任何一樁都比餓死三百萬人重要。』如果從蔣介石的角度看,這句話可就沒有了絲毫諷刺意味,而是一句真心表白。
在小說《溫故一九四二》中,『我』是一個貫穿始終的人物,『我』去調查1942年的災情,『我』代表了中國人的良知。在電影裡,『我』只是在開頭結尾說了幾句旁白,『我』的作用實在不大。影片裡,我們看到關心和同情災民的名單是:美國記者白修德、神父梅甘、省長李培基。然而,他們與災民的距離不但過於遙遠,而且高高在上。那個騎著自行車為死去的難民做彌撒的傳教士安西滿是唯一和災民感情最近的人。
『所有災民的感情都很粗糙,沒有心情抒情。所以,在這個電影裡頭沒有煽情,抒情的部分都不會讓它存在,因為和災民的處境不適合。』這是馮小剛對影片的闡釋。也許災民的情感和希望被冷酷的現實折磨成一塊粗糙的石頭,然而那時,至少還有《大公報》,還有主編王芸生和記者張高峰在為民請願;有那位因幫助白修德給《時代》周刊發電報遭到逮捕的郵局電報員,有常香玉為災民賑災義演。肯定還有很多人。他們代表了中國人的良知,是1942年與河南災民靠得最近的人。當然,80年之後,馮小剛用一部電影再現了這場災難,以電影人的良知讓我們記住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這場災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