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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冰
媒介社會的來臨是一個全球性的公衆話題,媒介無處不在、無孔不入,浸潤到生活方式乃至社會變革的方方面面。誰懂得媒體,誰就贏得未來。《新週刊》主筆胡赳赳爲我們解讀這個時代與它的媒體。
記者:《理想不死》這個書名聽上去很霸氣,這本書重在講述媒體社會,能不能談一談您的媒體理想是什麼?
胡赳赳:談媒體脫不開社會,如果沒有社會,就沒有媒體存在的價值了。社會發展必然伴隨着媒體的發展。反過來,媒體的發展必然促進社會的進步。媒體既要有“懷疑”,也要有“善意”。如果一味懷疑,媒體可能會變得面目可憎;如果沒有善意,媒體容易墮落成純粹的工具。要說媒體理想,可能我跟大家想的一樣:一、能自由繁榮出版;二、如若暫時不能,就爲自由繁榮出版盡心盡力;三、不管能不能自由繁榮出版,努力過好自己的生活,做好自己的工作。這樣,必將功不唐捐。
記者:繼“北京系列”之後,爲什麼會選擇從傳媒行業入手創造?能否談一談這本書的創作初衷?
胡赳赳:之前創作的隨筆“北京系列”由《北京的腔調》《北京的腔調2》和《北京的味道》組成,有一定的文學價值,也有部分現實關懷功能。這十多年來,我一直“左手文學、右手傳媒”。現在,左手好像揚起三發飛鏢,右手仍空空如也。於是,我想出一本書記錄這個時代,記錄對這個時代“既參與又旁觀”的傳媒。而且,新媒體的變革關乎未來趨勢,是每個人多少應該懂點兒的東西。可以說,關於“媒介社會”,已經不是媒體人與學者的事,它是一門“顯學”了,如果不總結出來,便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因此,不揣陋淺,拋磚引玉,以求引起關注與探討。這樣,我再來聽聽大家的發言,必有所獲。
記者:有報道說,該書出版後,您在微博上說“此書命運坎坷,策劃比《北京的腔調》早,出版則要晚很多,委實不易。理想不死,人才有活路”,其中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呢?
胡赳赳:這本書最早2008年擬由財經書刊中心策劃出版,書名最早擬定的是《沒有不道德的傳播》,後來考慮到過於學術,更名爲《共謀》。其中,封面及內文已由陸智昌先生設計好了,但不想發生變故,胡舒立出走,財經書刊中心解散,這本書便不了了之了。後來,書稿輾轉幾家出版社無果,幸“磨鐵黑天鵝圖書”慧眼識珠,欣然合作,此書得以順利出版。經重新規劃,集體討論,此書書名最終定爲《理想不死》。理想不死,人才有活路;理想不死,中國纔有活路。該書又續寫了幾個篇章,始具今日之規模。此書是我的一點個人心得與思考,但願能給有識者以啓迪。
記者:書中,您就媒體是否需要精神領袖單獨開闢一個章節。就目前而言,對媒體來說,精神領袖意味着什麼?媒體是否需要精神領袖?需要何種精神領袖?您也在致力於成爲這樣的精神領袖嗎?
胡赳赳:所謂精神領袖,是指精神上的向心力而言。對於具有獨立人格品質與判斷力的媒體從業者,是不能用上下級關係對待的,不能用發號施令、效率、時間等等作爲管理標準的。那靠的是什麼?一是對這個行業的熱愛,二是對共同價值觀的追隨。精神領袖就是對共同價值觀的追隨中,走在前列的那些人。他們構成了一個部落。與原始部落一樣,這個部落有領導者,有追隨者。他們的存在與現代管理無關,與麥克盧漢所謂“重新部落化”有關。一旦把媒體運營變成了現代化的公司管理,精神領袖便缺席了,媒體便也成了商業公司。但現今社會,全球化和消費主義不可避免,國內國際時事像“蝴蝶效應”一樣振盪,我的建議是:商業三分、權謀二分、價值觀五分。精神領袖,就是要堅守這五分價值觀。
記者:隨着新型網絡媒體的興起,特別是微博等新工具的出現,使得每一個人都成爲“自媒體”。您認爲在這種大環境下,個人應當如何對待自己的媒體權利和責任呢?
胡赳赳:微博存在已經有幾年了,其中有共同的規律:一是知名度決定“自媒體”的傳播力;二是創作能力決定“自媒體”的影響力;三是播報頻率決定“自媒體”的收看習慣。可見,“自媒體”仍需研究傳播和內容生產等專業性問題。同時,自媒體亦面臨着權利、責任等問題。微博上忙着一類人:營銷和僱人營銷。微博上忙着兩類人:造謠和闢謠。微博上忙着三類人:掐架的、勸架的、架秧子的。微博上忙着四類人:慈善、反貪、鳴冤、圍觀。個人理應思考擔當、責任、權利與遊戲之間的不同,但並無標準答案,一切盡在世道人心。
記者:“誰懂得媒體,誰贏得未來”,請問如何解釋這句話?
胡赳赳:媒體要“懂”纔能有“得”。懂得之後,媒體方可許你一個未來。畢竟,身處一個傳播力四射的時代,離開媒體,我們亦無處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