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報訊(記者金力維)被稱爲中國影視界的“叛逆分子”和“小衆導演”的張黎“一向反對接地氣的劇本”,擅長講清末、民國的歲月往事,終於,他還是拍了一部當代都市劇,取名《九年》。故事從2003年4月1日那個愚人節開始,那一天香港影星張國榮跳樓,很多人的愚人節謊話居然一語成讖。
對都市題材,張黎並不陌生,他曾爲馮小剛的賀歲電影掌鏡多年,然而作爲一名導演,他拍電視劇總沉浸在清末、民國的歲月裏,成名作《走向共和》和此後的《中國往事》、《人間正道是滄桑》、《聖天門口》,以及他正在籌拍的電視劇版《金陵十三釵》。三年前,他曾動過心思拍一部醫療題材電視劇,後來作罷,張黎說:“我看都市劇,似乎也不需要主題,只要熱熱鬧鬧就行。而我拍戲,總想表達一個命題,且年代劇做多了,總覺得現代戲裏缺乏生死。”拍《九年》還是受一位山東老中醫的啓發,一次張黎去看病,老中醫對他說:“你們這些人,都是人肉換豬肉。”話雖樸實,一語中的,張黎想到了一個命題——交換。“現在的人,很多都是在拿命換錢,換物質生活的改善,近十年來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交換尤爲生猛、豐富和紛雜。唯有一件事是被我們持之以恆忽略的——情感。”張黎說。
講一個當代題材的故事,最重要的就是接地氣,年代戲有一層歷史的外衣和觀衆有遙遠的距離,但當下的生活,每個人都有發言權。張黎曾說過,在創作過程中一向反對接地氣的劇本,這一次,他如此解釋。“如果‘接地氣’是指觀衆喜歡看他們熟悉的人物住在樣板間,那麼我反對,我認爲復原現實世界未必是影視的終極目標。”張黎說,今年他看了趙寶剛執導的《北京青年》,“你也不能說他接地氣了吧?電視劇裏的四個主人公沒有生存困惑,有房、有穩定的工作,可1000萬北京青年裏,恐怕九成都還在爲這些東西奮鬥。”
《九年》裏,張黎拍的是另一羣北京青年,“他們代表着近十年來從中小城市到大城市的一批人,他們很明確地知道自己不要什麼,於是離開家,但到了北京,追求的終極目標越來越模糊。”張黎說,自己上世紀80年代初從湖南來北京上學,和劇中人物的心態是相似的,但那個年代遠沒有如今紛亂繁雜。或許北京人很難理解,“直到今天,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是大城市的人,但也回不去了。”張黎說的有些傷感,他把《九年》視作一部勵志劇,“是內心的勵志,可以說每個人都成功了,但到最後,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感慨,爲什麼情感沒得到最大滿足呢?有一絲哀愁的是,十年就這麼交代出去了。”而片名《九年》而非《十年》,張黎透露,著名編劇嚴歌苓對這個題材頗感興趣,躍躍欲試把2012那最後一年寫成一部電視劇,所以,現在已經拍完的部分定名《九年》,預計明年與觀衆見面。J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