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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廣異地高考方案難於具體化,幾乎都是由於教育改革與新的人口管理政策不配套。它顯示出,對迅速膨脹的大城市人口管理,及如何減緩人口高度集中趨勢,相關部門尚缺少充分考量與準備
回想起來,“異地高考”從民間的籲請改變,到2012年底各省推出方案成爲可以操作的現實,腳步快得有些不可思議。
雖然被稱爲“高考窪地”的北上廣,爲了趕上2012年初教育部門承諾的“年底之前”期限,都只能給出一個過渡性或框架性的方案,而最終的門檻究竟有多高、哪些外來孩子能夠在幾年之後受益,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但是,現實中和網絡上,一些有本地戶籍的和外來孩子的父母們還在緊張憂慮,互相辯論,並向方案的制定者們施加着壓力。
“壓力太大了。無論北上廣方案如何制定,恐怕都難免要捱罵!”上海的異地高考方案公佈前,一位教育界人士苦笑。
“我也是外地人,但還是不希望有太多外來人和我的孩子擠佔教育資源。”一個10年前通過人才引進渠道落戶上海、孩子幼兒園在讀的家長坦率說道。
2012年在上海,兩大人羣之間的利益衝突時時被上升到“文化”層面。本地人的“排外”、“小家子氣”與外來務工人員的“超生”、“不良習慣”等話題,沉寂許久之後,又被高頻提及,時常演變成充滿怨怒、夾纏不清的民間口水仗。爭吵的雙方似乎都忘了,這座城市的義務教育階段,已有50多萬外來孩子在讀,四成中小學學生沒有本地戶口,一二年級學生中外來子弟甚至超過了50%。
2012年夏,我曾因採訪走進閘北區第三中心小學。這是本地一所興辦了60年的老牌公辦學校,如今在校生里約半數是外來人口。一樣的校服,一樣天真可愛的笑臉和標準普通話,一樣會在擦身而過時禮貌問候“老師好”,分不清什麼外來本地、城裏鄉下。孩子們七嘴八舌地告訴我,班上誰成績最好,哪個同學關心集體,誰和誰是好朋友。
讀三年級的小浩宇因爲同桌是安徽人而在地圖上找到安徽,還羨慕同桌“能回老家玩”——沒有父母輩的歷史成見與心理隔閡,也沒有那麼多功利的、“文化”的計較。而那些外來孩子中,不少是從小就隨父母生長在城市,鄉村成了只在逢年過節纔回去的遙遠之地,即便短暫“留守”,最終的歸宿也在城市裏。
見過這些就會明白,所謂“異地高考”的變革,已是勢在必然。只是,每一次改革都會帶來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改變凝固了幾十年的高考政策、大學招生格局,關涉家家戶戶、關涉中國人最爲重視的兒女教育和前程命運,又正值人們維護個人權益意識空前強烈的社會時期,它所激發起的恐懼不安、不公平的擔憂,自是格外強烈。
僅有指責與怨憤是不夠的。表面看,這只是一個教育問題,向更深處看,卻是牽一髮動全身的複雜系統工程。利用這次政策調整,我們要還的是近幾十年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對農村、農民的積欠,是對大城市仍然鐵板一塊的戶籍管理制度和捆綁福利保障體系的反省和清理,也是對政府能否科學統籌規劃區域社會發展的真正考驗與挑戰。
北上廣異地高考方案難於具體化,幾乎都是由於教育改革與新的人口管理政策不配套,它顯示出,我們的政府對於正迅速膨脹的大城市的人口管理,以及如何減緩這種人口高度集中的趨勢,尚缺少充分的考量與準備。
固化了幾十年的制度一朝鬆動,多半會有多米諾骨牌一般的效應。我不太擔心北上廣會“窪地依舊”,卻擔心一招不慎,會讓“教育公平”的變革帶來新的機會不公平。高考畢竟只是教育中的一道關卡而不是教育本身,前端的薄弱、有失均衡不能寄望於在這一道關口鬆動換來平等甚至優待。一個社會,如將還“公平”債的重心過多壓在教育身上,原本已夠沉重的教育說不定會更加步履踉蹌,迷失所往。
(本報記者姜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