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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煥
廣州公租房收入線標準將動態調整。廣州本地居民建議非戶籍和戶籍申請人最好能分兩條隊進行輪候,優先解決本地戶籍人口,他們希望公租房的面積最好不要太大,這樣租金可能低些;退休人士認爲因退休金提高而不符申請資格不合理,希望政府保障退休工人能入住公租房。標準擬規定單身人士要滿30歲纔可以按個人名義申請公租房,80後單身青年大呼要住公租房沒機會。
我認爲政府提供的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毫無疑問是主要用於維護極少數老弱病殘的人道尊嚴的社會福利保障。不過即使在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這樣兩個新移民受到嚴格指標限制的城市政府,保障房也不像人們想像的天堂般美好,想住就住。閭丘露薇曾在微博上圖文並茂地講述了一個香港家庭:“住在用木板隔出來的單間裏的一個香港家庭,二平方米,放不下冰箱,只能用膠袋包住未吃的食物。唯一的做飯工具就是電飯煲。單親媽媽帶一個孩子,心願是申請到公屋,比同齡孩子瘦小的孩子能有機會多吃點肉。”而中國今天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面對的是史無前例的城市化浪潮,任何一箇中國內地的城市政府都不可能做到港新模樣。在中國城市化的圖景下,政府保障房大躍進對政府和個人都可能是災難而不是福利。
對政府而言,保障房是不堪承受之重,因爲政府自身並不創造財富,鉅額保障房支出一定是來自稅收或者商品房補貼。一些人從保障房中獲得的福利,一定是另一些人或者同樣是這些獲得保障房的人從別處的負擔中支出,而且中間還多出了行政成本和可能的腐敗成本。
對於個人而言,它可能成爲固化貧窮的巨大陷阱。筆者在《買房的革命》和《窮思維富思維》兩本書裏,都一再勸誡讀者,儘量不要去指望保障房,通過自己的努力,擁有一套能夠與銀行發生借貸關係的獨立產權的商品房,是中國老百姓抵禦通脹的惟一工具。未來隨着城市化進程的深入以及全球性的貨幣增發成爲常態,這個效應非常明顯。
廣州城市規劃未來8年將增加600萬常住人口,樓價的長期穩定上漲沒有懸念;而如果要持續加大政府的保障房供應,供應壓力則會越來越大,百姓排隊的時間可能越來越長。
所有的財富都是創造和奉獻的副產品。北大名教授張中行85歲才分得一套78平米的三居室,何祚庥院士76歲才分到一套150平米的房子。而2010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才72.5歲呢!可能有人會說,他們年輕時有政府提供的“公租房”。是啊,他們當年拿政府人爲壓低的低工資,住公租房理所應當。今天我們拿着市場化的工資,卻仍然哭着喊着鬧着要政府提供廉租房公租房甚至有產權的保障房,有道理嗎?我甚至覺得身體健康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想住保障房都是可恥的,那是不勞而獲地想社會上的其他人替他作奉獻!
人們如果不把希望寄託於保障房,而是把希望寄託於市場和自由選擇本身,得到的回報遠高於產權受一定限制的保障房和同區域商品房的差價。首先是不必排隊等保障房,在通脹時代,你贏得的時間會給你的財富增長帶來巨大空間。其次,保障房通常建在偏遠地區,雖然它跟其周邊商品房價相比可能便宜不少,但若你以同樣的錢款在城市中心區域買哪怕小得多的房子,或者去按揭一套小房子,未來的漲幅也要比城市偏遠地區大得多。多漲出來的部分很快就會超過保障房獲得的那點優惠,而且今後還會持續累加。
如果是以租住爲主的保障性住房,比如公租房、廉租房等等,其“固化貧窮”的效應往往更加明顯。它把人長期固定在偏遠的、同質化的、教育、醫療、交通乃至治安落後的地區,形成“階層封閉”和弱勢人羣之間負面情緒的共同影響。古有孟母三遷爲教子,今天爲了住房廉租房而犧牲上升和成長機會,豈非人真正成爲房子的奴隸?
張五常教授指出“政府提供廉租房不要考慮。香港昔日推出廉租房是因爲難民涌至,不給他們提供棲身之所對治安不利。這些廉租房後來搞到一團糟,給窮人定了‘窮’位,蟲蛇混雜,黑社會、販毒等行爲集中起來。”可見廉租房弄不好將成爲“固化貧窮”的陷阱。
筆者不徹底否定廉租房公租房,但最好通過市場手段自由調節,政府提供的公租房應該控制在極小範圍內,而且要儘可能實現貧富混居。比如對接近淘汰的老舊房進行加固改造以後供廉租使用,而不是大規模地在偏遠地區建設廉租房。市場的自由分化是最好的“廉租房”形式。比如按比例保留城中村,比如允許小產權房出租而不出售。這比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更及時、更能實現“貧富混居”,也更廉價、更高效。很多城中村的出租房是不成套的,只需“一張牀”一間房,獨立廚房和衛生間的空間就被節省出來,大大節約了承租戶的房租。
屆時,政府把大量用於建設和購買公租房、廉租房的錢,用於保障城中村的治安、公共教育、醫療、交通等配套,更省錢省力,效果也更好,更能授貧者以漁而非授之以魚。
(國內著名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