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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志韓愈文讀》
錢基博著
傅宏星主編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2年10月
定價:43.00元
在我看來,錢先生的一生為文史研究付出了難以估量的耕耘勞動。他本著繼承發展的觀點,將中國數千年來傳統的文藝批評所產生的大量文談、詩詞曲賦話、書論、畫論、工藝論等等,皆一一納入歷史評述的范圍,昭明師法,窮原竟委。
讀識錢基博先生,並非因他的作品,而是因了他的兒子錢鍾書先生。中學時代,讀到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倍感震動,折服於他的學識和幽默,繼而又讀了先生的《圍城》,更是喜歡萬分。此後,便開始留意先生的生平家事,知曉先生之父乃博學鴻儒,國學翹首,但因當時心之所系不在於此,便未多加留意。
直至去年,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購得海豚出版社出版的《武俠叢談》,作者乃錢基博,閑暇之餘細細翻嚼,盡如癡如醉,對著者學識與文風深感佩服,便想找來其他的著作一飽眼福,在網上進行搜索,看到《錢基博、錢鍾書父子趣聞》一文,纔知曉原來此錢基博乃錢鍾書先生之父,心中除了羞愧之外,更添欽慕之情,父子兩代學人,實為美談。
錢基博先生早年以古文家聞名於世,其作品纔智浩瀚、學識豐富,善用大量文史典故、博喻、古經子語,並以直面人生的創作態度和沈重而堅實的創作內容,形成了自己的嶄新風格。晚清狀元實業家張謇曾獎評他曰:『大江以北,未見其倫。』
此後,我又翻閱了先生的《韓愈文讀》,發現錢老不僅是一位卓有成績的古文大師,也是一個卓絕的韓愈研究者。今番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寄來錢基博先生全集,興致所在,便又翻閱了向來與《韓愈文讀》並提的《韓愈志》一書。
錢老的這本書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出版了,是一部以史家直筆、以貫串群像烘托主體的方式,還原歷史敘述中的韓愈形象的志傳。它又可被視為一部勾勒古文發展脈絡、借此觀照韓愈價值之關鍵所在的韓學著述。
韓愈是唐代大文豪,一代文宗,開創了中古新文風。錢先生《韓愈志》敘目曰:『昌黎韓愈崛起中唐,世稱文宗,伯代所仰……因就?記所及,自新舊《唐書》旁逮唐、宋、元、明、清諸家文集及稗官野記之屬,其有片言只字及於愈者,靡所不畢采;互勘本集以驗其信,旁涉詭聞以博其趣,成為是志』。
關於韓愈在古文發展中的地位,自北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有雲:『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後世雖稱之而未有異議,但對其人其文之議論,則多有分歧,可謂毀譽參半,莫衷一是,並非沒有諷刺。
尤其是到了近代,韓愈更是成了『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代表,受到當時文化界的激烈抨擊。例如周作人就在《談韓退之與桐城派》一文中說:『講到韓文,我壓根兒不能懂得它的好處』,他說讀韓文,『總是有舊戲似的印象』,『但見其裝腔作勢,搔首弄姿而已』。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結合韓文的具體作品進行貶抑。
在這種否定與破壞成為時代主流的背景下,錢先生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既不做『數典忘祖』的新派人物,又有別於面對新事裡『深閉固拒』且空言『保存國粹』的遺老遺少,而是默默耕耘,不僅在理論上全面考察了歷代文章的利弊與昇降得失的歷史根源,並且分別對以韓愈為首的『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兩大古文流派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力圖通過個人的創作實踐、理論研究和辯學理念等三個方面為中國的古文傳統尋找一條更現實的生存之道。
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錢先生對韓愈及其文字的評價是美惡不掩,直道而行的,『在「述而不造」的基礎上,比勘眾說,獨抒己見,其體例與觀點的獨創性,使之「別出諸家而成一家之言」』。(龍珍華言)本書分為六篇,分別為《古文淵源篇》、《韓愈行實錄錄》、《韓愈佚事狀》、《韓友四子傳》、《韓門弟子記》、以及《韓集籀讀錄》。
錢先生在對韓愈詩文本體進行研讀的基礎上,主要通過比較同儕、窮討其源、竟別其流等方式來凸現。這三種方式時有交叉,比較同儕時往往結合追討所本,窮討其源又往往溯流而上、論較其所取所棄,而竟別其流,也是明源、條流與區別的結合。書中軼事所表現的韓愈頗具魏晉風度,不拘俗套,大方磊落,毫無狹隘的生活觀念。他對古文的大聲呼吁也是為了能夠留住盛唐氣象的那縷精魂。
錢老鍾情於研究韓愈源於他少時的經歷,自10歲那年,伯父仲眉公教他作策論,課以熟讀《史記》和儲氏唐宋八家文選,開始接觸韓愈的文章。18歲,錢先生立志『為文章以有聞於四方』,因讀《韓昌黎集》而『模仿所為』。
23歲,先生入幕江西提法使陶大均行署,先籌辦江西司法改良,後做了一名專主文案的師爺,其弟錢基厚回憶說:『時叔兄已治古文有名,膺江西臬使山陰陶大均之聘,為記室,喜讀昌黎文,於碑版尤有得。一時贛省碑版,多有出其手者,而人亦推服之雲。』明言他寫作應酬之文而鑽研韓文有得。此後,他長期開設研究韓愈的專題課,宣揚韓愈,並從韓愈學到了精湛的文風。
事實上,在錢先生存世的數以千萬字計的著述宏文當中,內容異常豐富,諸如論辨、序跋、書說、贈序、傳狀、碑志、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古文諸體皆備,都可窺見他學習韓文的成績;至於談藝時而涉及對韓文韓詩體例與風格的議論,則更是俯拾即是,不勝枚舉。
對此,龍珍華先生指出:『錢基博先生以深厚的學術基礎,采用傳統的國學方法,對韓愈進行了系統性的研究。二十世紀以來,對韓愈的研究不乏其人,但如錢先生以歷史科學的視角和方法去研究韓愈,為韓愈立「志」,用史體著論,表現出鮮明的史觀意識者,似不多見。』
龍先生用『史體藏往,其用知來』來形容錢先生的治學方式,他注意到,錢先生將韓文放到文學史中去考察,探本溯流,不僅闡述了韓愈的一生行跡和文學成就,而且論述了韓文的原委及其影響,探討了中國古代散文的發展與流變。
在我看來,錢先生的一生為文史研究付出了難以估量的耕耘勞動。他本著繼承發展的觀點,將中國數千年來傳統的文藝批評所產生的大量文談、詩詞曲賦話、書論、畫論、工藝論等等,皆一一納入歷史評述的范圍,昭明師法,窮原竟委。
在評論歷代文論與作品的同時,他又特別注意運用排比綜合的方法,作通上下、前後、平行和縱直的研討,於同中求異,於異中求同,來揭示文學演變的軌跡,使文學史研究達到了較高深度和廣度,而自成一家之言,遺著篇幅浩繁,涉及面極廣。
錢先生嘗言:『餘文質無底,抱朴杜門,論治不緣政黨,談藝不入文社;差喜服習父兄之教,不逐時賢後塵。』文字所傳達的,固然是他身上具有的一份堅持和操守。而當『歐化東漸,國人相競以詔』之時,錢先生依然堅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治學原則,固守著傳統的以經、史、子、集為核心的學術范式,推陳出新,潛心鑽研,並未隨波逐流,完全無條件地向所謂的現代學科理念靠攏。
因此,在他的韓愈研究中,《韓愈志》以史體著論,不同於『五四』以來一般的文學家評傳。
文/張炳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