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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
1月6日晚,香港詩人、作家、學者也斯去世,享年64歲。從2009年底罹患肺癌開始,面對朋友們的關切,他總是淡淡地說:“還好,還好!”。也斯(1949.3.12~2013.1.6)原名樑秉鈞,1949年生,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創作有詩集《雷聲與蟬鳴》、《博物館》等十一卷。小說集有《養龍人師門》、《剪紙》、《島和大陸》、《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布拉格的明信片》、《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小說《布拉格的明信片》及《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曾獲第一屆及第十一屆中文文學雙年獎。內地出版近作有北京三聯版《在柏林走路》、花城版《也斯看香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人間滋味》、浙江大學出版社的《書與城市》、《香港文化十論》等。
罹患癌症一直說“還好”
筆者認識也斯已有4年。
第一次見到也斯是在2009年3月,香港嶺南大學“當代文學60年研討會”上,接着是在炎熱的8月香港書展,年底又在上海的一個藝術活動上見了一次。從2009年起,每年都會在香港或者上海見他一兩次,每年香港書展上和他會面、吃飯、聊天幾乎成了一個習慣。而他的朋友、讀者也都習慣在那些重要的詩歌活動上,聽他用廣東話朗誦詩歌。
最後一次見到也斯是2012年6月,下了飛機匆忙趕往香港會展中心參加一個文化活動,到那兒的時候活動已經結束,但在空曠的會展中心還是邂逅了剛剛結束活動的也斯夫婦。那年,他被評選爲香港年度作家。大家停下腳步,寒暄後,他拉開手提包,遺憾地說,新書都送完了,只有這本學術著作了。那時他身體還好。而在當年3月銅鑼灣一家北京餐廳的飯局中,得了肺癌的也斯反而不停提醒在喝二鍋頭的北島要注意身體。
2009年底,也斯被查出肺癌,這些年一直在堅持治療。這些年,朋友們每次見他總是問他,身體怎麼樣。他總是笑着回答:“還好!還好!”
使香港詩歌擁有自己面貌
也斯原名樑秉均,曾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他是詩人、小說家、翻譯家、跨界藝術家等等,很多標籤都可以貼在他身上。寫文章時,他是也斯。寫詩時,他是樑秉鈞。
“我1949年春天在廣東出生,夏末秋初就隨家人移居香港。後來我阿姨說我一歲多才來香港,有段時間我還以爲是早一年出生。後來才弄明白她是家鄉的說法,落地就算一歲,難怪我對鄉下完全沒有印象了。初來香港整個大家庭十多人住在旺角砵蘭街,那裏當時還算是近海的住宅區,是好地方。不過我也還沒有印象。”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他始終認同的是香港人,雖然是南來一代,但他曾對早報記者說,“我才兩三個月的時候,就隨父母開始在香港定居。雖然沒有內地生活的直接經驗,但我的家中有許多當時從內地搬來的書,通過書和父母對內地有間接經驗,與此同時我的生活直接面對香港現實。”
四歲時父親去世,幼年在香港仔黃竹坑生活,外祖父是個舊式知識分子,卻在一個農場種菜、養雞。直到讀小學的時候,也斯纔跟隨母親進了城搬到北角。童年,他讀的是五四文學,朱自清編的《新文學大系》詩歌卷是他的詩歌啓蒙,從朱自清、聞一多、周作人、徐志摩到卞之琳、穆旦、李廣田、王辛笛、紀弦、瘂弦。
考大學時,他選了香港浸會大學英文系,樑秉鈞在浸會大學畢業後,在多家報館工作,那也是他文學創作的開始。
1978年,樑秉鈞赴美攻讀研究生,也是在那一年,他最重要的詩集《雷聲與蟬鳴》出版。詩人廖偉棠對早報記者說,“他的詩歌,完全把香港詩歌從1950年代以來南來文人的影響中獨立出來,所以說,他是真正使香港詩歌擁有自己面貌的一個人。”在廖偉棠看來,也斯的詩集《雷聲與蟬鳴》是第一本用香港語言寫香港事情的詩集,“在他之前,也有一些詩人做實驗性的嘗試,但沒有像他那樣,在《雷聲與蟬鳴》中完整書寫他身處的環境。他住在北角,他就會寫北角很普通的街道、店鋪,這跟當時的香港詩歌很不一樣。”樑文道認爲,也斯早期的詩,跟那個年代同時流行的詩歌,比如余光中,完全不同。
用文學樹立香港文化主體性
在很多人看來,也斯用他的文學作品確立了香港的文化主體性和認同。廖偉棠說,“我覺得也斯不只是詩人,不只是文學家,他對整個香港文化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對香港文化的本土認同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這個作用跟很多政論家、文化批評學者靠呼籲、立論不一樣,他真正用作品奠定了文化認同基礎。沒有文化作品,再怎麼鼓吹香港有本土文化有文學,都是沒用的。他實實在在用詩和小說、跨界的藝術等奠定香港文化。”
香港文化人陳冠中的觀點和廖偉棠相似,他對早報記者說,“也斯很早就清楚,香港要有自己的聲音,用自己的方法去說話,對外來觀點看香港,代替香港說話的論述,有他批判性的反駁。雖然他的人很溫和,文章也溫和,但對外來論述有反抗。他是整個香港主體性慢慢覺醒的最早一批人之一。”陳冠中從1970年代就開始認識也斯,“我還在讀中學的時候,就開始讀他作品,比如在當時的《中國學生週報》上發表的作品。我們認識很久,他也在我主編的《號外》做過幾個專題,我的小說《什麼都沒有發生》也是交到他手中,在他主編的一個系列中出版。”
樑文道沒有用“主體性”這樣的詞來定義也斯的創作,他用的是“文化感性”,樑文道對早報記者說,“我想是這樣的,我們可以說他辦過多少雜誌,引進過多少新的思潮,教出了多少學生,辦了多少文藝社團,但在我看來,所有這些都沒有一件事情重要。他的寫作,尤其是他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末的寫作,在我看來,塑造了一種文化感性。這句話的意思就是,香港的文化人跟大陸和臺灣很不同。大陸的朋友比較雄壯,寫的東西毫不介意要寫大東西,對自己身份的肯定認同是毫無異議的;臺灣有一種溫情,甚至有時候到了濫情;香港有一種冷,這種冷並非是對自己從事的工作沒有興趣,恰恰是很堅持,但不會說出來自己在做多麼了不起的事情,甚至很怕感情的流露。更多思辨、懷疑和猶豫不決的這種香港文化感性,很大部分是也斯的作品去界定和塑造的。他那一代香港文化人,他、陳冠中、榮念真等都有這種奇怪的冷冷的調子,而從也斯特別看得出來。
他早年小說《剪紙》非常重要,1980年代三地文學作品沒有這麼寫的,非常香港。一個在媒體上工作的文化人,退後一步思考自己在做什麼。從這裏看出,香港最早邁入當代資本主義都市,他最早思考這樣一種都市是什麼,這種都市與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關係是什麼?他很早做了反省。這種反省不是猛烈批判,不是很直接的坦白,而是總有些猶豫、自嘲。”
晚年打撈香港文學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是也斯晚年的代表作品,由十二個故事組成,描述了作家本人生活的城市——香港。對於“後殖民”這個詞,也斯曾這樣對早報記者解釋,“‘後殖民’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時間上的,英國殖民時代終結了,我們生活在殖民結束後的時代。另一個含義是‘post’的意思,有解構、破的意思。對香港人來說,殖民時代雖然終結了,但他們依然頂着那顆殖民時代的腦袋。所以,殖民不僅是英國當年對香港的統治狀態,也是香港人否定自己,對自己沒有信心,不清楚自己身份的困惑。”
從1985年起,也斯一直在大學任教,從香港大學到香港嶺南大學,作爲也斯在香港嶺南大學的同事,許子東告訴早報記者,在他看來,儘管也斯在學院內待了幾十年,“他最主要的還是詩人、作家,學者對他來說是第二、第三位的。在學校裏,他有意引進新學科內容,比如在中文系教電影、創作等。爭論就是,如何與傳統的中文系做區分。所以並不是人人都贊同他。他在中文系,但他的專業其實是比較文學。香港的比較文學一般是在英文系,因爲他的創作,就一直在中文系。從積極方面看,開拓了中文系選科的範圍,但也引起了爭論。”
除了寫作,也斯也喜歡旅行,也喜歡寫旅行,從1970年代寫臺灣的《新果自然來》、1980年代寫大陸的《昆明的除夕》,後來寫紐約和東歐的《越界書簡》、寫柏林的《在柏林走路》。也斯還鍾情於美食,美食甚至成了他寫作一部分。晚年的小說集《後殖民食物與愛情》裏寫的香港美食成了小說不可或缺的細節,他還寫過《人間滋味》,《蔬菜的政治》。
過去一兩年,也斯一直向早報記者介紹他的新工作,就是研究、整理、挖掘、打撈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2010年上海書展,他還曾來到上海做關於香港文學和藝術的專題講演。
(據《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