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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熱衷體制內身份的王洋最看重的,也就是編制可以幫助安放戶口,獲得更多的福利和保障。只是,這種“願意死在編制裏”的年輕人,還能承擔“中國夢”的責任嗎?
當年輕人失去“釋放自己”的動力和勇氣,一個社會也就註定要失去應有的創新與創造的能力。縱然我們願意把問題指向這背後太多的制度不公,縱然我們也承認幾代人在應試教育模式下嚴重失去自我,縱然我們也明白在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領域體制改革的滯後,捆綁了很多年輕人獲得更好發展的機會,縱然我們也承認作爲理性經濟人需要做出一定利益選擇,但是,當一個人抱着“願意死在編制裏”的信仰,這種個體人格的沉淪,讓人很難“哀其不幸”,只會“怒其不爭”。
體制問題,當然需要國家通過頂層設計來解決,但是,作爲現代公民,祛除社會各種舊制的弊端,本身也是一種責任。一個情願死在編制裏的研究生,從某種意義講,獨立精神已經死了。只是選擇追逐舊體制的紅利,沉醉在既得利益的幻覺,不願以獨立精神去承擔改革應有的代價和責任,這樣的年輕人,不值得理解和同情,只能讓人覺得悲哀,令人激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