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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聞報道來看,參與者是理性的,最起碼是充滿了個人理性,不是一時心血來潮之舉,環衛工和研究生產生等號關聯時,並不是所有研究生都有『學有所用』的追求,更多的則是個體功利算計的產物。
進一步說,『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裡』凸顯了制度之悲和社會惰性。並且,就筆者的觀點,附著於個體選擇上的社會惰性更值得重視。那句流行語——『年輕人,到體制內去』折射著『死在編制裡』的密碼所在。
從本質上說,編制具有計劃性,是行政管理資源,編制管理也是一種資源配置行為。正是在這點上,連招聘者也認識到,『新進人員均按照財政補助事業單位工勤人員管理,使用事業編制;工資及社會保險等均按現行事業單位工勤崗位標准執行』是吸引研究生爭當環衛工的要害。
事實上,在一定意義上,對於研究生的指責是多餘的,因為是現實倒逼他們做出了這種選擇。很多時候,編制是一種保護,而這種『保護』越來越強烈——體制內外的差距越來越大。由此,滋生的一種社會心態就是個體惰性匯聚成了集體惰性,進而異化成了社會惰性。多數人熱衷穩定而不是冒險和創造,沈迷於享受而不是追求和拼搏。可以說,『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裡』就是證明。正如學者汪玉凱說:搭上體制,成為事業單位的『老人』,反映出體制惰性對年輕人的影響,而這種體制惰性則發展成為普遍的社會惰性。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裡』意味著人們更願意把知識與理性主要用於分配而不是生產,這是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病癥,對於社會發展來說顯然弊大於利。『死在編制裡』的制度之悲和社會惰性需要整個社會來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