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偉從2013年1月起，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發佈的《關於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開始實施，其中再次明確了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1萬元以上的，將追究刑事責任。

　　受賄和行賄是對孿生兄弟，他們是一種難以割捨並相互利用和依賴的利益交換關係。但在高漲的反腐聲浪中，二者間的交易則開始從公開、半公開轉入了“地下”。尤其是國家官員，越來越注意自己的“形象”，追求收財的“體面性”，出現大量託事與收財分離的現象，這確實給司法認定帶來了某些難題。

　　而根據我國法律規定，除了強索財物外，一個官員要構成受賄罪，必須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取財物並符合“爲他人謀取利益”的條件。而在生活實踐中，受賄者更加註意尋找“安全通道”，以增大非法活動的“安全性”。於是，減少甚至避免受賄者與行賄人的直接接觸，間接進行財物交易，便成爲時下受賄者的“理性”選擇。

　　如今，在受賄者與行賄人之間，已出現了一羣專司聯絡、議價、送貨之職的“中間人”，而且，隨着國家管控力度的增強，這一人羣的數量還在擴大。他們的“成人之美”之舉，不僅獲得了某些道義上的自慰，常常還能取得各方讚許，甚至獲得種種利益上的回報。

　　官員腐敗在法律上雖常由受賄與行賄雙方組成，甚至還包括了介紹賄賂的那些“中間人”。但我們卻不能認爲“受賄的根源在於行賄”，更不能以爲對行賄罪與受賄罪實行同罰，甚至重罰行賄，就可以從根本上控制住官員腐敗。

　　從實際情況看，一些官員缺乏理想和信念，公權力沒有分權、制約，始終是腐敗現象的總根源，需要從體制、機制的改革與完善才能予以根治。

　　實證研究表明，腐敗犯罪機會的增加和犯罪成本的降低，是促使一些官員前“腐”後繼、膽大妄爲的主要原因。因此，在進一步加大懲治嚴重行賄犯罪力度的同時，如何完善公共權力的配置、結構和制衡制度，如何健全公務人員腐敗犯罪的“早發現”機制，始終是一個需要重視並儘快付諸實踐的問題。

　　通過個案分析，人們發現，在懲治官員腐敗的司法對策中，重刑的作用也越發顯得微弱，腐敗官員關心的不再是拘捕法辦後的處罰輕重問題，他們更關心一經實施受賄等不法行爲後，是不是會即刻案發，或者被告發後，有關部門和司法機關能不能做出證據確實充足和案件成立的認定。

　　因此，新年剛剛開始的嚴厲打擊行賄司法行動，一定不能看作是遏制官員腐敗的主要手段和途徑。爲了有效控制官員受賄，司法機關更應該善於將行賄與受賄的“利益聯繫”進行隔離，實行區別對待。要將受賄官員作爲懲治重點。使他們缺乏“安全感”，並逐步消除其“不可能案發”或者“可以逃脫”的僥倖心理，從源頭上遏制住官員貪腐的動力，減少腐敗行爲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