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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同樣寫中國,有些作家下筆很濃,像莫言的作品,而您的小說,像《古爐》、《帶燈》這些,卻感覺是您在刻意地求淡,甚至有些讀者會因爲太淡而讀不下去?
賈:有些人吃辣,有些人不吃辣,很不一樣。我不喜歡太激烈的表達。我的方式是表面平淡,不追求刺激,文字就像中藥那樣,慢慢滲透。《紅樓夢》也不激烈,很淡。沈從文,張愛玲,在文學上很講究意境。現代作家中還有林語堂和周作人,也是淡淡的。我認爲作家只對看他作品的一部分讀者負責。另外就中國轉型期的現實,我只是呈現出來,因爲好多危機是“無解”的,我可以做的只是呈現。
記:您的小說中,有幾個著名的地點,比如古都西安,還有商州等,您怎麼看自己作品中的地域性?比如我非常喜歡的《高老莊》,高老莊人的生活習慣上,有很多“髒”的地方,甚至已是大學教授的子路從城裏回鄉後也變得邋遢起來,高老莊的背後是否有個模型呢,您是在寫自己的家鄉嗎?
賈:我只是在熟悉的生活上,虛構我的人物和故事。商州也曾是我認識世界的一個法門,坐在門口嘮嘮叨叨講那裏的故事,無非飲食男女,家長裏短,俗情是非,它已不是行政區域上的商州,是文學的商州。
至於你說的地域性,我覺得在一個國家,只有生活習性上會不一樣,其他在行爲、人性和價值觀上都差不離,最大的區別是在飲食上,每個地域都不一樣。我以爲一個作家必須要佔領一個,寫他熟悉的那個地方,但心裏卻要裝着整個中國,才能把作品寫透。即便小說因爲地域特點而出現方言,也是要有節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