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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斑與筆
盧敦基
索羅斯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給國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被指責一手釀成了1997的亞洲金融危機。這是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穆罕穆德說的。至於大家都知道的普京,則認爲索羅斯應對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顏色革命”負責。索羅斯認爲自己與亞洲金融危機沒有任何關係,但在另一些事件中起了一點作用。他頗爲自豪地說:“我認爲我擁有三種資歷。其一,我構築了自己的理念框架”;“其二,我確立了一套堅定的道德和政治信仰;其三,我掙了很多錢。許多人擁有其中一兩種資歷,但很少有人能同時擁有這三種資歷。”不得不承認,這句話說得沒錯。
索羅斯不喜歡回憶往日。如果人家問他,他會說,他只知道未來發生的事件。這句話說得真是太牛了,尤其是對一個活躍在金融市場的人士。不過,其實往日的經歷仍然教育和培訓了他。比如說他經常處於遠離均衡的狀態中。他父親在一戰時被俄軍俘虜,流放到西伯利亞。他組織一隊人馬越獄逃亡,順着河流乘着木筏。但他不知道西伯利亞的河流都流到北冰洋,越獄小組的方向直指北極。等到他們在亞寒帶針葉林中穿梭了好幾個月,俄國革命同時爆發了,所有俘虜得到釋放,也就是說,他爸爸本來早可回到匈牙利的家了。老頭子後來經常跟索羅斯講述這段經歷,結論是:常規在某些情況下並不適用,如果執意墨守成規,你很可能因此喪命。所以1944年納粹德國佔領了匈牙利,老頭子就果斷地爲自己家和另外一些家庭弄來了假文件,掩飾了猶太人的事實。
索羅斯於是就經常把生活看成是遠離均衡狀態的東西,而且這個理念意味着生活可能會迴歸均衡或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是一個革命性的創新。到現在,我們都知道,一個人確立的理念對他的一生會有多麼重要的作用,當然這個理念不是光說說的,而是融入血液、落實於每個行爲中的。對世界,其實有三種人:一種茫然無覺,渾然無知,在生活之流中隨波盪漾;第二種是發現生活中的合理性,善於解釋現實形成的種種道理;第三種是發現生活中的非均衡狀態,並藉此確定自己的行動目標。不用說,第二種人是現實的辯護士,第三種人纔是革命者。
今日的中國人不容易理解索羅斯。窮人不理解他是因爲索羅斯是大富豪,不是壞人怎麼能當大富豪?富人不理解他,是因爲你賺了大錢就可以了,怎麼會想到去創造什麼理念框架和理論體系呢?那不是多事嗎?做事情什麼時候靠書呆子呢?其實許多窮人心裏也想,老子只要有錢,什麼都可以置之度外。這還真是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科學觀念上的大差別。他們凡事講個科學,拿一些既定的框架、方法來研究事情。我們則以成敗論英雄,成王敗寇,以實踐檢驗一切。不同的社會環境造就不同的偉人。
索羅斯理論的核心是“反身性”。不是他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但將其作爲理論的核心,在社會科學家中還真不多。他以爲:人對待世界有兩種功能。一是認知功能;二是影響功能。認識了去行動,誰都知道;但強調行動後會影響原來的認識,這便是“反身性”。說起來並不深奧,但科學興起時確實把研究對象看成一個單獨存在、恆定不變的客體,牛頓體系也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直到量子力學出來情況纔有所改變。索羅斯是在金融市場中體悟他的理論的。在金融市場中,衆人的認知和行爲與市場的走勢相互影響,是太重要太重要的題目。索羅斯對此情有獨鍾,並非偶然,況且他還靠此賺了大把大把的錢。
在蘇聯崩潰時,索羅斯拿出1億美元維護和改革蘇聯的科學事業。方式簡單透明:研究成果在國際認可的雜誌上被引用3次,即可獲得500美元。當時這點錢可以維持一個家庭一年的開銷。我學材料的大三兒子說,這個標準並不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