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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爲何如此之難,其成因何在,出路何在?就此,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結構失衡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
記者:你認爲中國收入差距問題中最突出的問題是什麼?
周天勇: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比較複雜,最大的收入差距是城鄉差距。城鄉差距主要是農村的低收入人口太多,2011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只有6977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79元,城鎮居民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3倍多。
在農村,全國大約36%的勞動力創造了10%的國民生產總值,這是一個天然的差距。這個差距不是體制造成的,也不是分配不公造成的,而是城市化滯後造成的。
記者:所以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實際上是結構失衡的結果?
周天勇:結構失衡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
除了城鄉結構失衡,還存在企業結構失衡。越大的企業,資本有機構成越高,同樣資本所容納的就業人數就越少;而企業越小,資本有機構成越低,相對的就業比例就越高。小私企越多,勞動力需求就越大,失業率就越低,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就越少。
現在,我們的中小企業還太少。中國必須大力發展小微企業,收入分配才能公平。看收入分配一定要看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行,看錶層的東西是沒有用的。
記者:造成這兩個結構失衡的原因是什麼?
周天勇:因爲三個體制問題。
一是體制對農民存在不公。我們的土地徵用,給農民的補償非常少,甚至農民想再買一套房子,這些錢都不夠。這說明我國的土地制度導致了在整個國家的收入分配中,財富向城市流動,農民沒有錢去創業,沒有錢到城裏購房,這樣農民就成了低收入者,收入差距就拉大了。
二是我國現行的土地出讓金制度導致收入分配兩極化。土地開始的時候比較便宜,國家一次性收取70年的出讓金,10年前很少,但是現在地價越來越高。比如說,10年前買的房子,當時的房價1平方米2000元,現在房價變爲1平方米4萬元。前面買房子的人和後面買房子的人,財富差距非常大,前者財富越來越多,後者被剝奪,因而導致兩極分化。房子問題,我認爲是導致我國兩極分化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三是壟斷。如電信、石油、菸草、銀行等行業,這些壟斷行業導致行業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大。
除了以上原因,國家福利體系建設不足也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一個原因。教育、養老、醫療等體系不完善,導致低收入人羣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與高收入人羣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提低、擴中、控高”有現實困難
記者:依靠福利體系建設,通過二次分配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嗎?比如個稅改革,有輿論建議學習發達國家的做法,個稅按照家庭徵收?
周天勇:我國的個稅問題比較複雜,按照家庭徵收還是按照個人徵收,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如果是兩個人養活一個孩子,那麼按照個人徵收合適;如果一家有5個人,兩個人工作養5個人,按照家庭徵收合適。以家庭爲單位徵收個稅,就是結合家庭的收入水平,每戶徵稅,這個實際很難操作,我估計將來還是按照工資徵稅。
記者:所以,要實現“提低、擴中、控高”的目標還存在諸多的現實困難。
周天勇:“提低、擴中、控高”這種提法,過於抽象和籠統,問題在於怎樣“提低”、“擴中”、“控高”。
現在有30%的財政用於社會保障,如果財政資金越多,教育、醫療、養老等補貼得就越多,因爲社會保障是普惠制,低收入者也可以享受到政策優惠。但是這裏面也有很大的問題,這麼多人,國家財政能不能負擔得起?我國2011年的人均GDP在全世界排第89位,全世界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我國的人均GDP只有世界人均GDP的一半多,還是不太富裕。那麼多的福利,國家財政能不能承受得了,最後會不會走向希臘那樣的結局?而且,我國現在養老缺口很大,國家到底怎麼辦?
因此,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第一,財政到底能拿出多少錢。第二,收入翻一番,誰應該翻番。如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翻番,收入差距會更大;如果私營企業翻番,大量的人在私營企業工作,增加他們的工資、社保,那私營企業就可能死掉了,這些人不僅收入沒有了,連就業也沒有了。“提低、擴中、控高”說起來很容易,但是在經濟運行中難度比較大。
建立積極的公平而非消極的公平
記者:那該如何解決?
周天勇:我認爲狹義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是沒有效果的,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應該這樣考慮:
第一,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城鎮化。55歲以上的老人不能從農村出來,只能通過自然規律使這部分低收入人口減少;0~18歲的人口,通過上學走出農村,在城市就業,收入自然提高。這樣使老人不斷減少,年輕人不斷進入城市,通過時間逐步推進城鎮化,不能操之過急。
第二,建立兩項制度。一是建立教育公平的制度。要加大教育的投入,把義務教育從9年擴大到12年,要給每個人公平的、同等的能力,不能因爲是窮人上不起高中、大學,而富人能上得起,導致富人的能力比窮人強,這樣貧富差距就會在代際之間進行轉移、繼承。二是要建立一種底層人士向上流動的制度。這個制度環境主要指創業的准入條件、監管、稅費等等。
第三,進行體制改革。首先,打破壟斷,對一些自然壟斷的企業進行限制,如限制壟斷企業的工資、高管的薪酬等。央企要給國家分紅,提高分紅的標準,壟斷企業使用的石油等這些資源,要收取合適的資源稅。其次,改革土地制度,要給農民提高土地增值的分配比例,要平等地交易土地,政府對增值土地徵稅。最後,要把土地出讓金改爲房產稅,抑制高收入人羣的財富,減輕剛要買房子的人的負擔,縮小財富差距。
第四,政府要建立適合財力、適合國情的養老、醫療、轉移支付、低收入保障等社會福利制度。養老、醫療是普遍的,失業保障對失業人羣,住房保障對極少數人,不能人太多,否則財政負擔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