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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傳宏有一個典型的跨國候鳥家庭:夫人在中國香港任教;兩個女兒從小去了美國,現在都當上了律師;而在美國留學生活多年的他,現在已經回到故鄉杭州,在科博留學擔任美國部經理。這一家子幾乎散佈了半個地球,每當家人團聚,都要跨越一個太平洋。
這些年來,每逢春節,俞傳宏和妻子總會飛回杭州,跟家裏的老人們一起過年。
但女兒們的時間表裏,已然沒有“春節”這個檔期。想和孩子團聚,得湊別的時間。
“中國人喜歡說‘落葉歸根’,其實對我們來說,也許已經不存在‘回不回來’的問題。”俞傳宏說,“這種情結在逐漸逝去。美國或者中國,都是家。”
早年,西湖之聲解鄉愁
從當年的杭州大學畢業,俞傳宏大概是“文革”以後,最早自費出國留學的杭州人之一。
1985年,他到美國波士頓大學攻讀運用語言學碩士,先在美國高中教授中文,後又任職於馬薩諸塞州教育廳,擔當全州外語教育專員。在太平洋彼岸一呆就是14年。
那個時候的思鄉情切,俞傳宏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西湖之聲有個節目,通過網絡傳播到世界各地,讓那裏的杭州人表達對家鄉的思念和祝福。我當時在波士頓,也參加過這個節目。”
在那個通訊、交通都欠發達的年代,俞傳宏很少有機會回來過年,“回國一趟非常貴,打電話也不方便,和父母聯絡都是用書信,所以有很厚一疊信。”
初到美國的時候,跟所有離鄉背井的中國人一樣,俞傳宏也經歷了“文化衝擊”。
“這種衝擊感滲透在生活的各個細節,讓人精神壓力很大。例如剛出國的時候,電腦不普及,不會用,打印一個文件都不知道怎麼做。吃飯的時候,上來一套豐盛的西餐,傻眼了,餐具一大排,不知道怎麼吃,要先觀察別人,才知道勺子是用來喝湯的,不是用來吃飯的。餐具要從外到裏用等等。”
“美國社會是有很強包容性的,美國人從小受的教育也是鼓勵做獨立判斷,所以交流並不難。”俞傳宏說,“但是打入美國人自己的圈子卻不容易,當你在外圍的時候,會覺得進不去,好像有個無形的碉堡。只有自己比較強了,一旦進去了,也會覺得不過如此,靠自己努力就行。”
顯然,最終,俞傳宏做到了“進去了”這一點。
如今,“落葉歸根”在淡化
而當在美國文化中浸泡了十多年,回到祖國的俞傳宏又面臨了一次“文化衝擊”。
“我回來也有不適應,在跟同事交流的時候會發現文化差異和代溝。例如,我發現年輕的員工,如果工作上有問題,他們似乎對當衆的訓斥更能接受,而對於和風細雨式的提醒會視而不見。可能我在美國呆久了,這點很不習慣。在美國,上級不會對下級當衆指責,有負面問題一定是私下討論”。
俞傳宏回國工作以後,很多人見面和他打招呼寒暄,第一句總是:“你回來啦!”
“這句話分析一下,代表一種很傳統的心理,可能是落葉歸根,可能是回來了不會再去了。”俞傳宏說,“其實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這個概念在慢慢淡薄。對我來說,已經不存在回不回來的問題。我今天在杭州,明天可能在美國,時空限制是沒有的。很多中國的富裕階層也可能是這樣,有幾本護照。甚至普通的公民也是如此,孩子出國了,在國外有工作了,會有很多出國的機會。”
時至今日,跨國家庭在中國已經不是個案了。在留學機構任職的俞傳宏,特別深切地體會到“地球是平的”:“中國的學生已經可以跟美國學生在平等的條件下競爭,我們這裏的學生準備的材料和美國學生是一樣的。而從家庭的聯絡和團聚的角度看,和以前是天壤之別。我朋友的一個孩子出國,9月剛出去,12月聖誕節就回來了,到第二年復活節又回來了。”
那麼,這些常年跨洋飛行的人,內心的歸屬感究竟在哪裏呢?
“其實歸屬感是很矛盾的東西,不是像一盆清水那麼透明。有時候,我們說‘歸來’,但回來卻看不到自己記憶中的東西,中國變化太快了。如果還抱着一種很天真的歸屬感回來,會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