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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水滸傳》有兩件事不可不考究:一是小說何時問世,二是小說作者到底是誰?
按文學史的說法,《水滸傳》問世於元末明初,作者有兩位: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百回本)即署名“錢塘施耐庵的本(“的本”就是真本),後學羅貫中編次”。施耐庵是何許人,已無人知曉。有人猜測是杭州的說書人,又說他是羅貫中的老師,都屬捕風捉影。倒是羅貫中大家都熟悉,他同時又是《三國演義》的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這也是《水滸傳》誕生於元末明初的唯一根據。
然而學者們漸漸產生懷疑:沒人見過元末明初的《水滸傳》刊本,哪怕一張殘頁也找不到!按說如此生動的一部大書誕生,很難不留下一點痕跡;可是連一句書評也沒有!——直到有一天,有位士大夫像發現新大陸似的,高調讚揚說:小說裏出了一部長達二十冊的《水滸傳》,堪與《史記》媲美!我的朋友崔某、熊某、唐某、王某……都喜歡得不得了!
說這話的是明代太常寺少卿李開先,他提到的崔、熊、唐、王等,全都是進士出身的朝中高官。只是李開先說這話時已是嘉靖朝,明朝至此已建立150年!——現代學者由此得出結論:嘉靖朝纔是《水滸傳》誕生的確切年代。那麼“元末明初”的結論錯了嗎?也沒錯。那時大概確有一部由施、羅編寫的《水滸》,不過那是個簡略樸拙的本子,恐怕早被淘汰了。
淘汰的原因之一,就是出了更精彩的本子——嘉靖本。嘉靖本部分繼承了施、羅本的框架和情節,同時也借用了兩位編撰者的大名。尤其是羅貫中,他的名氣實在太大,相傳他撰寫過“十七史演義”,可惜流傳後世的只剩《三國演義》、《隋唐志傳》和《殘唐五代》。
學者們繼續研究說,嘉靖本的真實作者很可能是位名不見經傳的文學奇才。已故學者戴不凡先生還斷定,此人應是嘉靖朝大官僚郭勳的門客——郭勳是明朝開國功臣郭英之後,襲爵武定侯。他雖是將門之後,卻附庸風雅,印過不少書。
熟悉歷史的朋友可能已經聯想到: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史上聞名!他整天跟道士們混在一起,不是打醮設齋,就是煉丹化汞,把一座好端端的宮廷變成了烏煙瘴氣的大道場!與之相應,佛教在嘉靖朝備受排斥,佛像被毀、寺院關閉,和尚尼姑都被迫還俗……
郭勳是個投機家,當然不能錯過迎合皇上的機會。他一面忙着參與“滅佛”行動,一面熱衷寫“青詞”(一種道士寫給“上帝”的祝文,嘉靖朝的官員都是寫青詞的好手),還向皇帝推薦道士,又不惜“出血”贊助嘉靖建道場。——假如戴不凡先生的推測不錯,《水滸傳》定稿確實出自郭勳門客之手,郭勳又豈能輕易放過這天賜良機?他肯定要左右小說的增刪修改,爲小說刷上一道濃豔的道教油彩!
可能有的讀者也曾想過:一部歌頌山東好漢的作品,爲什麼遠遠從江西貴溪龍虎山上清宮寫起?(小說開篇便是洪太尉到上清宮恭請張天師的情節)——讓您想不到的是,這大概正是爲了迎合嘉靖皇帝:嘉靖寵信的道士中有個叫邵元節的,便來自江西貴溪龍虎山上清宮!他深受嘉靖寵幸,官拜禮部尚書,賜一品服,還“奉敕”在京城西邊建起一座“真人府”。——《水滸傳》開門不寫梁山,先寫龍虎山,不正是藉此向道教和皇帝致意嗎?
郭勳修改《水滸》的第二個大動作,就是把一個道士提拔到梁山的領導核心,也好壓壓佛教人物的氣勢——此前花和尚、武行者是書中最出彩的人物。
那麼讓誰來充當這個角色呢?宋江、吳用、楊志都不行,他們早已有了固定的位置和膾炙人口的情節。只有像公孫勝這樣的小角色,纔是“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在一個英雄造反的傳奇故事中,提拔一個人物的最佳途徑,莫過於讓他參加反抗活動的發軔之舉。於是便有了公孫勝拼命擠進“七星聚義”的可疑行爲。儘管公孫勝在行動中表現得乏善可陳,但他畢竟是參加了“首義”之舉的山寨元老,日後坐上第四把交椅,誰也無話可講。
可以說,公孫勝正是嘉靖朝“火箭提拔”的道士們的影子:朝中道士升得有多快,書中的公孫勝就升得有多快!——小說寫成後,估計郭勳會第一時間敬呈嘉靖皇帝“御覽”;而朝中官員李開先等對小說交口稱譽、讚不絕口,是否也有迎合“聖意”之意,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