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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經《大股涅槃經卷》。
作爲三千多年中國書法藝術的一個重要源頭,“草聖”張芝的故鄉甘肅直到“中國書法”2009年被列入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後,纔有了一部有頭有尾、沿革清晰且厚重大氣的書法史志——由張永基、劉雲鵬兩位頗具使命感的甘肅書法學者著述的《甘肅書法史》。這部填補甘肅書法史研究空白的著作,越來越受到書法研究者和欣賞者的認同和推崇,在著者的文化資質、學術素養和治史精神被讀者認同之時,這部著作在中國書法研究方面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文化意義也凸顯出來。
甘肅書法史其實就是一部敦煌書法史。這不僅是因敦煌近似甘肅文化的代名詞,更因爲《甘肅書法史》這部以行政區劃符號“甘肅”命名的地方書法史,所依據的是“敦煌”這一極具世界性的文化遺產,打開了更爲宏闊的敦煌書法藝術的歷史畫卷。原中國書法家協會研究部主任、博士生導師張榮慶在該書序言指出:“中國書法藝術的淵源和流變,在甘肅地區均有與之同步的反映。以河西走廊特別是以敦煌爲中心的甘肅書法史,在這部書中是按朝代分章節進行論述的。我們可以這樣說,因爲有了敦煌這個神祕的令人產生無限遐想的中國文化大寶藏的存在,也給甘肅書法史增添了耀人的光彩。那麼,甘肅書法史在中國書法史中的地位以及這部書的價值和意義,也就顯而易見了。”
敦煌書法不僅是甘肅書法的文化寶藏,而且是中國書法藝術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遺產。被後世尊爲“草聖”的東漢末年大書法家張芝(字伯英),祖籍乃敦煌淵泉一地。無張芝之草,則無後來的“二王”。《書譜》開卷雲:“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張榮慶說,這一點就夠了,就足夠構成甘肅書法史上的輝煌。
漢代以來,中國學問“三大發現”、漸成國內外顯學的“甲骨學”、“簡帛學”和“敦煌學”,其中的後兩個顯學皆與甘肅有很大關係。跨越戰國和西晉兩個時期的簡牘和帛書,陸續出土近百年來,幾乎遍及全國各地,但從數量上來說,當屬甘肅最多,而甘肅又以敦煌一帶爲最。隨着清光緒年間莫高窟第16窟“藏經洞”的發現,四萬兩千多件“敦煌遺書”的面世,標誌着世界性的“敦煌學”學科的創立。
正如《甘肅書法史》著者所見:“敦煌遺書書法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地域風格,並且清晰地反映出了民間書法與經典書法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相互推進的因果關係,也是研究地域書風和佛教書法的重要資源”。著者正是基於這一認識,纔有了《甘肅書法史》的基本綱領。可以說,敦煌書法是《甘肅書法史》的歷史依據和文化基石。
《甘肅書法史》以近20萬字和287幅圖片索引、圖文並重地概述了甘肅書法上自遠古下至近現代數千年的歷史。全書共十章,每章以概述開篇,每節或遺存或書家或書品或理論分而述之,脈絡清晰,主次分明,而且史料翔實,材質考究,會通結撰堪稱精到,文化視野甚是開闊而遼遠。
作爲有成就的書家,兩位著者憑藉各自訪古讀史的知識積累和臨池研帖的實踐經驗,使著述在書法藝術的源頭尋找、流變梳理、遺存鑑識及理論詮釋諸方面,都體現着史書必具的歷史元素和文化精神,對甘肅書法源頭有深邃的眺望,從人文始祖的遠古神話傳說,到遠古刻畫符號與文字的產生,再到彩陶所含的書法基因,都進行了深廣的探視和拓展。作爲人文始祖的發祥地,甘肅大地從東到西有着豐富的遠古文化積澱。靈敏的嗅覺無疑使著者在自己腳下的土地上找到了書法藝術孕育之前的一些神祕信息。
在釐清甘肅書法源頭的頭緒後,著者便將中國書法這一傳統文化置於華夏文明史在甘肅進程的背景下來講述,從而分辨出屬於“敦煌書法”這一遺產名下的書法文化的歷史足跡,其方法無疑是很科學的。著述從先秦起步,走兩漢,涉兩晉,越南北朝,過隋唐宋,穿元明清,直達近現代,順流而下,氣勢磅礴。雖止於近現代,但在文化理想上與當代做了潛在的銜接。在這一過程的推進中,既有粗線條的勾勒,又有細節的鐫刻,從點到線,從線到面,乾淨利落,可謂取捨適度,裁剪得當,彰顯出著者的筆力和法度。
人物是史書的靈魂。在《甘肅書法史》中,仇靖、仇佛、張芝、樑鵠、趙壹、索靖、李世民、李隆基、李白、胡霈然、姜晞、餘厥、邊武、李夢陽、胡瓚宗、米萬鍾等不同歷史時期的甘肅籍知名書家,被這部史書以內在的邏輯關係有機地鏈接,彼此在精神上前後呼應,宛如一條燦爛的星河。
著述對敦煌書法遺存有着精闢的鑑識。在講述甘肅書法的傳承時,著者沒有空泛地去演講,而是有根有據地藉助敦煌文化輻射下的甘肅文化豐富的遺存本身來表達。著者自覺地從已佔有的文化材質中追尋着歷史的足跡和書法的魅影,在堅持史書主觀迴避原則的同時,又不失自己的獨到見解。比如著者對甘肅代表性書法遺存簡牘、敦煌遺書書法、《西狹頌》、《非草書》、甘肅出土的文房四寶乃至歷代著名書家和書作的品味與解讀,均顯功力。
甘肅書法不僅有悠久的實踐史,同時還擁有與之相應的美學史。東漢甘肅天水人趙壹的《非草書》是書法史上最早一篇自成體系的批評文章,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著者由此精確把握甘肅書法的美學經絡,在廣泛披閱相關歷史和書法文獻的基礎上,引經據典,讓人們不難看出著者的治學態度和書寫精神。
旨在弘揚敦煌書法藝術精神的《甘肅書法史》問世,及時滿足了甘肅書法研究的迫切需要,並對中國書法研究、“甲骨學”、“簡帛學”和“敦煌學”無疑有着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