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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多家重要媒體記者有交往,但連續時間最長、閱讀作品最多、受益最大者,當屬光明日報記者莊建。
莊建自上世紀80年代初“跑出版”起就同我有聯繫,從未中斷過,至今已有三十餘年了。
2002年以前,我主要閱讀莊建對出版界重要活動的報道,當時是瞭解信息,作爲思考問題和研究工作的參照,後來則成爲回顧過去可供查詢的歷史資料。比如1999年10月,江蘇譯林出版社爲出版《播火者譯叢》(瞿秋白、張聞天、沈雁冰、胡愈之從五四運動到三十年代的譯文集)在京舉行出版座談會,莊建在《光明日報》發表《〈播火者譯叢〉記錄播火者足跡》的新聞報道,使讀者能夠及時瞭解這套書出版的相關情況及其重要意義;13年後,即2012年,我寫回憶《胡愈之譯文集》編校者戴文葆的文章,莊建的這篇新聞報道便成爲我撰文所依據的歷史資料。
2009年以後至今,是莊建新聞寫作取得重要成就的時期,也是莊建新聞寫作的一個高峯期。這期間,莊建連續發表《有關“中國故事”的故事》和《“中國故事”的講述者》兩個長篇,講述中國外文局的國際傳播,講述50年來外文局中外專家向世界介紹中國的歷程與成就,產生強烈反響,可視爲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佳作。2012年《學術著作出版:緣何“不差錢”卻“差了學術”》和《蔡美彪:洗盡鉛華呈本色》,以兩個不同的實例,呼喚重視學術出版,倡導出版高質量的學術著作;以“那些書那羣人那書店”書寫三聯書店八十年對文化自覺的堅守與創新;用另一篇《三聯的分社元年》,預示着這家老店又在開闢新徵程。
讀莊建這一時期的新聞作品,我強烈地感受到有思想內涵的深度,有文化底蘊的厚度,有寫作技巧的高度。在當今出版界,文化擔當和社會責任有所缺失的情勢下,莊建發表這些思想內涵和文化底蘊緊密結合的佳作,對出版起着一種強魄健體、引領走向的作用。(原新聞出版署署長宋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