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再次提及“大部制”，十八大報告要求“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健全部門職責體系”。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國務院機構改革乃至大部制，並不是簡單的“合併同類項”，而是如何做好“減法”。用專家的話講，“大部制改革”，不是部門越大越好，而是要達到簡政放權的目的。減少政府對市場對社會的干預，削減政府的權力，剝奪政府的部門利益，這纔是最核心的。

　　多年的機構改革，爲何沒能取得理想的成效，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機構改革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了行政體制內部，主要精力着眼於權力在政府機構中的重新調整，而非政府部門權力的下放。“小政府、大社會”一直是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的目標所在，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身，這也是機構改革與大部制改革的必然所在。

　　針對機構改革如何做好“減法”，有識之士早已指出，機構內部的改革空間已經很小，新的改革空間在於社會分權，如果不能向社會分權，大部制改革不會有很大的前途。

　　捨不得下放權力，這已經成爲中國政府規模難以“瘦身”的根源。簡政放權，意味着政府機構必須讓渡出本屬於公民和社會的權力。機構改革的過程，其實也是政府角色的“再認識”的過程——什麼樣的權力留給政府，什麼樣的權力下放給社會；政府應該加強什麼樣的權力，什麼樣的權力應該交由社會和公民自己做主？這些問題如果依然糾纏不清，機構改革恐怕依然難以取得理想成效。

　　不妨舉個“高端”的例子，假如鐵道部依然政企不分，既當裁判員具有管理和規劃職能，又當運動員具有建設和經營的行爲，那麼機構改革難言成功；再舉個“低端”的例子，假如年輕人依然要爲辦一個“準生證”跑斷腿，機構改革說什麼也不是成功的。

　　假如政府真的捨不得下放權力，那公衆就無法指望政府會真的“瘦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