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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稱,大部分乾部也反對過度的公務應酬,但在扭曲的酒風之下,一些乾部“不得不喝”。中部地區一位市長透露,他一年有日程安排記錄的超過1500多頓飯,平均1天四五頓,基本上沒在家吃過飯,牽扯太多精力,實在吃不消。
不可否認,“一年1500多頓飯”,著實要令不少人羡慕嫉妒恨。不過,既然天天吃鮑魚也難免要吃得倒胃口,平均一天四五頓的飯局,也絕非一般人的胃口可以承受,尤其是當基層公務接待的飯局上,總少不了“好酒”時,“一年1500多頓飯”,更非誰都有能力勝任的“瓷器活”。不獨這位市長,“鮑魚飯局吃得太累,夢裡都想小米湯”未嘗不是身陷基層公務接待中的基層官員們的心聲。如此看來,扭轉基層公務吃請接待之風,似乎並不缺官員基礎。
基層公務接待之所以呈現出愈演愈烈的吃請生態,與其說是“朋友來了有好酒”的待客之道使然,毋寧說是公款接待的開支缺乏起碼的約束與規制所致。不難設想,假如基層公務接待有著嚴格的費用和報銷限制,官員又怎會自掏腰包去盡“地主之誼”?假如公務接待不僅要公開接待的參與者,甚至要細化到每一道菜,“一年1500多頓飯”又怎會堂皇上演?
改變“一年1500多頓飯”的基層接待生態,不能寄望於官員“吃不消”後的自覺回歸,而是應勒緊公務開支的金箍。